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最近，咱们得到正在举办“423破万卷节”活动。每年的破万卷节，我们都会发布一份年度推荐书单，为你推荐过去一年出版的新书中，尤其值得精读、细读的好书。

今年的书单评选，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出版人方希老师，还有《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刚老师，以及其他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界的同仁，以专家推荐的方式选出了最终的15本好书。

到底是哪15本呢？书单的链接已经放在了文稿中，可以来查看。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对照着检查一下自己的阅读记录，看看有哪本书还没读的，正好可以趁现在补上。而今天，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份年度书单中最打动人的书之一，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相信》，讲的是蔡磊的故事。蔡磊很多人估计都听说过，之前在京东担任过高管，被称为是“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后来蔡磊患上了渐冻症，而最近两年，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渐冻症的研究四处奔走。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这本书的得到听书解读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蔡磊的故事。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相信》。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同时也是一名渐冻症患者的蔡磊的故事。

蔡磊在2019年9月被确诊为渐冻症，这是一种目前治愈率为0的罕见绝症。蔡磊在这本书中记述了他从确诊、治疗，到决定向这一疾病发起进攻的全过程。北京协和医院的张抒扬院长曾评价蔡磊说：

“在绝症面前，人的反应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被绝症击倒，一蹶不振；另一类则难能可贵，积极面对病情，配合治疗。但蔡磊，这两类都不是，可以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绝症患者。”

看过书，你就会明白张院长的话，蔡磊把绝症当成了他人生最后一个创业项目，从中寻找商机，也寻求生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田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说40岁之前，蔡磊作为‘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在电子发票、智慧财税、电子工商、电子印章等领域的推动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1.0，那么生病之后这最后一次跨越行业、跨越身体极限，甚至跨越生死的创业，则是企业家精神2.0。”

在这本书中，蔡磊以亲身经历向我们介绍了渐冻症这种罕见疾病。它虽然罕见，但终归是一种绝症，我们能以此为切口，了解人类在绝症面前的处境和困境，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蔡磊说写这本书的初心，是希望能给处在大大小小困境中的读者带来一点力量。他试图在书中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经历种种困境？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痛苦？以及我们要如何摆脱痛苦，追寻人生的意义？蔡磊希望和读者一起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蔡磊确诊绝症的经过，当一位顶级企业家患上绝症，他会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以及渐冻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绝症，渐冻症患者面临怎样的现状。第二部分，我们来了解蔡磊为攻克渐冻症所做的种种尝试，也即我们前面所说的他的最后一次创业，从中我们会谈及目前绝症研究的困境和相应对策。

蔡磊在业内一直以“玩命”著称。2013年，加入京东刚一年，他在公司发起成立了电子发票项目小组，为了设计并合规开出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他带领团队花45天的时间完成竞争对手10个月干的活。后来他当上了京东副总裁，连续好几年，他都是晚上10点后才下班，到家后继续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八点再准时到办公室。哪怕是儿子出生后，他也没有放缓自己的工作节奏，甚至还更投入了，因为家里人都围着儿子打转，根本不管他了。

但左臂肌肉跳动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影响到工作，蔡磊不得不再次前往医院。2019年9月30日，他在别人的建议下挂了北医三院樊东升医生的号。樊东升医生是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的科室主任，是国内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他在看了蔡磊的情况后，很快就做出诊断，他认为蔡磊患的正是渐冻症。

渐冻症是一种什么病呢？它是运动神经元病的一种，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近200年来全球有1000多万人因此死亡，治愈率为0，绝大多数患者在2—5年内死亡。按照樊医生的判断，蔡磊会在之后的三年内，眼睁睁看着自己全身肌肉逐渐萎缩，直至丧失。蔡磊在书中写道：“半年多来我一直想要有人能给我一个确切答案，那种黏黏糊糊、悬而未决的状态，足以把人的耐心磨成球，然而当确切答案真的掉落下来时，我却被打得措手不及。”

蔡磊用工作来掩饰自己的恐惧，他在书中说，“项目、投资、商业、市场，这些才是我熟悉的真实世界”。所以从诊室出来后，他立马奔赴一家合作企业，聊了一下午项目，聊到最后，他和对方说自己刚被诊断为渐冻症。对方蒙了，蔡磊却异常冷静，接着说，一年以内，相关业务我还可以支持，一年之后就说不好了。之后他又回到公司，当时他除了负责京东集团的财资工作，还带着4家内部创业公司，他陆续约来几位高管，向他们一一交接工作。

但这种冷静在家人面前彻底崩盘了。蔡磊说，跟同事可以交接，跟家人怎么交接呢？蔡磊上大三的时候，他父亲肝硬化晚期，被送到北京治疗，一家人24小时轮班照顾父亲，每20分钟就要给他翻身、按摩，帮他接大小便，连续几个月，所有人都逼近身体极限。但父亲的病情却仍在恶化，浑身疼痛难忍，以至于脾气变得很大，动不动就骂人。当时蔡磊的脑袋里多次闪过一个念头：“我们都死了算了，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眼下，蔡磊自己要成为那个拖累家人的人了，他不忍让妻子承受这样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想到了离婚。

一个早上，蔡磊跟妻子说：“我们才结婚一年多，没必要弄得你这么痛苦。”妻子泣不成声，她说：“结婚不就是为了相互提供后盾吗？现在我就是后盾。”蔡磊一下子也哭了，这些天的无措、困惑、愤怒和不甘都涌了出来，他写道：“她愿意做我的后盾，而（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站在前方，拿起矛。”

之后蔡磊在家人的督促下住进了北医三院。一个顶级的企业家在医院的感受和任何一个普通病人其实并无太大差别。他要花时间挂号，等病床，面对一项接着一项的检查，他心里也害怕。蔡磊在书里写到他第一次做腰穿，他说我背对着医生，看不见她的操作，但我脑袋里却仿佛看到那根长度超过十厘米的针要一层层穿过我的皮肤、皮下组织、韧带，最后插入两块腰椎之间，我很想放松，但我大脑神经根本不听使唤。

从住院第一天起，蔡磊就开始搜集了解渐冻症的相关知识，了解越多，就越能体会到这个病的残酷之处。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症患者可能是霍金了，21岁确诊后，医生判断霍金只能活两年，但他却活了55年。但霍金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乐观的精神，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渐冻症的分型不同，霍金的病型属于一种可以避免呼吸系统受损的类型，这意味着他逃过了渐冻症最凶险的部分，而且他还有顶尖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致护理，这是普通的渐冻病患者难以企及的幸运。蔡磊在书中直言，“霍金的案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例”，更多的渐冻症患者到后期，整个身体会像“融化的蜡烛”一样坍塌下去，无法说话，无法吞咽，最后无法呼吸，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地死去。

在蔡磊所在的病房，有四五个差不多年龄的病友，他们曾认真研究过路线，想要组团去死，但有病友联系到瑞士的相关机构，得知一个人的费用大概要30万元，这让他们彻底作罢了，有病友直言，“连死也这么贵啊。”有时候蔡磊看到病房外捡垃圾的流浪汉，会不自觉羡慕起来，他写道：“那个流浪汉能四肢康健地沐浴阳光，而且，似乎拥有绵延的生命，而我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在巨大的无措面前，蔡磊在书中坦言他也没忍住去见了各种“大师”。他说：“没有哪个绝症患者能经得起‘我一定能治好你’这句话的诱惑……虽然从概率上、从逻辑上，这种话的可信度微乎其微，但你心里总压不住一个声音：万一呢？”有位大师说蔡磊五行缺水，建议他改名，蔡磊真改了，他把他视频号的名字改成了蔡磊润谦。他还按照大师的建议，换了一套住所。他心里当然知道这并无科学依据，只是心理安慰，但都已经绝症了，找点安慰又有什么问题呢。他在书中说，“面对一个无药可治的绝症，每个人都会也必须想办法自救……如果能给你好的心理暗示，带给你力量和希望，对身体无害，且价格符合市场标准，去尝试无妨吧。”

那时蔡磊喜欢看李开复的《向死而生》，这是李开复在战胜淋巴癌之后写的书，书中李开复得出一个很朴素的结论：健康、亲情和爱要比成功、名利更重要。这让蔡磊忍不住反观自己，人生41载，他又获得了一些什么呢？他在书中说，他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五六线城市，家庭条件并不好，从小就坚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从五年级开始，他每天四五点起床，然后跑步、打拳、背英语，他几乎没怎么考过第二名。高考填志愿，自己想学物理学专业，但碍于现实条件，最终选了在谋生上更为稳妥的财务专业。大三那年，年仅47岁的父亲去世，家里失去顶梁柱，为此他不得不抓紧工作挣钱，这造就了他后来在工作上“拼命”的性格。

媒体采访蔡磊，经常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知道你会得这个病，前40年你还会选择一心扑在工作上吗？绝大多数患者可能会选择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享受生活，但蔡磊却觉得他仍会选择工作。他觉得是工作支撑了他前41年的生活，提供了他价值和意义，患病之后，也是往日的工作让他保留了一些劲头，不至于彻底跌入深渊。他打从心底还想要工作，只是眼下时间变得有限，选择做什么工作就变得重要了。

有一天晚上，病房已经熄灯，蔡磊仍在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他扭头发现病友老朱还没睡。蔡磊问老朱为什么还不睡，老朱说他睡觉打呼噜，都是等其他人睡着后他再睡。蔡磊忍不住想，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多活几年。住院之前，蔡磊接触的基本都是商业精英，住院之后认识了天南海北很多病友，听了很多他们的人生故事。蔡磊逐渐意识到，他一直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强者，要求自己努力超越别人，但其实相对一些人来说，他已经拥有太多了，多到他其实具备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为什么不为这个病的救治做点什么呢？2019年10月，蔡磊做完了大部分检查，可以出院了。走出院门那一刻，他决定他人生下半场的工作就一个，那就是为渐冻人的救治而努力。

可他要如何入手这项工作呢？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讲一讲蔡磊为渐冻症救治所做的种种尝试。

渐冻症在19世纪20年代被医生注意到，1869年，“现代神经病学之父”让马丁·沙尔科经解剖发现了渐冻症的病理，并分析出了它和其他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差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运动神经元的凋亡，科学上并没有很好的解释，相关的疗法也鲜有突破。为什么会这样呢？

樊东升医生给了蔡磊两个解释，一是渐冻症涉及的主要器官是大脑和脊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器官，没有办法像身体其他部位一样随便进行化验和研究；二是渐冻症是罕见病，发病率极低，医生和科研机构能掌握的数据样本不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病例约2.3万人，但樊医生深耕渐冻症30余年，他手上却只有几千个病例。这除了渐冻症本身是罕见病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病人在不同的医院问诊，但医疗数据并没有在各医院间打通。

多年以来，医疗行业一直希望能够有效收集和管理医疗数据，以此来推动疾病的治疗和研究，但这件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早在2013年，IBM公司砸下10亿美元，想要借助计算机技术来整理分析癌症相关的医疗数据，但收效甚微，因为大部分机构的数据都很混乱，其中有大量是计算机无法识别的手写病历和处方。而且他们还发现，就算眼下所有医院的数据能够打通共享，也难以满足药物研发的需要，因为医院的数据其实只是医疗数据的一小部分，患者在发病前、出院后的病情并无人监控，也无人记录，但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对于疾病的分析治疗来说也是重要的。癌症的数据收集尚且如此，对渐冻症这种罕见病来说就更不用说了。

但不做这一步又是不行的，没有充分的疾病医疗数据，任何研究工作都将难以开展。蔡磊几乎是立刻决定，他要来做这件事。他在书中说：“作为一个互联网老兵，我有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能力……所以，我虽然不是医生，也不是科学家，但是我可以利用互联网工具把所有患者链接起来，建立一个大数据平台，为临床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真实的疾病研究数据。”

出院次月，蔡磊便着手平台的搭建工作。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收集患者数据的量表。业内现有的量表大多面向医生群体，所以很多问题的提法、用词都有专业门槛。但蔡磊想要让患者独自就能填写，所以量表里每一个字段的设定、每一个问题的表述都要重新斟酌，既要保证正确性，又要保证通俗易懂好填写。比如有一项是“颈部压痛”，患者很难判断自己的疼痛水平，所以必须换一个问法，要问“你的手可以举到什么位置”“你能坚持几秒钟”。还比如，不能问“用药后是否增加了排便量”，要问“吃了药以后，排便多少次”。就这样一个字段、一个字段地敲定，两个月后，蔡磊和团队设计出了一份涵盖2000多个字段的数据量表。

有了量表，接下来就是搭建平台系统了。蔡磊以一种创业的思路做这件事，他非常在意这个数据平台的商业逻辑和投资价值，因为这样才能撬动更多合作者。他在书中写道：

“任何事业如果想要长久地运转下去，必须符合其自身运转的逻辑，拿建立患者大数据平台来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的事，更不是凭谁的一己之力、一家之财就能搞定的事，它需要一代代接力下去，形成自然生长的力量……所以唯有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对各方都有价值，都获益的事业，才有可能真正使它成为撕开黑暗的一道利刃，让光源源源不断地照进来。”

从2020年年初开始，蔡磊开始积极参与京东健康的工作，他在书中坦白说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当时他除了和樊东升医生有过接触外，他几乎不认识什么医生、药企和专家学者，而要想推动渐冻症的攻克，显然必须积累这些医疗资源，有了京东健康的工作身份，他便有了一个合适的名头去与各方建立合作。

但有了量表和平台其实还不够，还需要动员渐冻症病友自发地填写，提供自己的数据。蔡磊在书中说，这一步要比前两步更难，因为它需要解决信任问题，得靠心力。他用了最笨的方法，那就是一个病友接着一个病友、一个群接着一个群地去沟通。过程中有极为信任和支持他的病友，也有始终保持观望和沉默、拒不支持的病友，蔡磊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有的病友加入过很多这样的互助群组，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最后索性不抱期待了。蔡磊把这视为一种鞭策，他必须坚定地把这些事推进下去，不能再让他们失望。眼下，2023年，蔡磊这个叫做“渐愈互助之家”的数据平台已触达上万患者，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但蔡磊仍不满足，他还要做一件事，是把这些数据送到最有可能攻克渐冻症的人手上。

蔡磊陆续见了很多药企和研发机构，他发现它们极少研发和生产罕见病药物，跟渐冻症相关的药物更是几乎完全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药物研发的风险非常高，根据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组织发布的报告，2011年—2020年，全球开展的9704个药物临床开发项目中，从Ⅰ期临床到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所需时间平均为10.5年，而罕见病药物的这一过程比其他药品还要长4年。目前95%的罕见病依然无药可治，而渐冻症又是罕见病中的“硬骨头”，让无数药企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从商业角度来看，罕见病的患者基数小，这也就意味着市场狭小，利润空间有限，投资者不愿将资金注入这狭窄的领域。那面对这样一种情形要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会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但在蔡磊看来，技术的力量当然重要，但系统性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他在书中提到一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的药物，叫作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这款药物的问世跟一个叫做阿里娅·辛格的美国小女孩有关。阿里娅在2000年出生，17个月大时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但好在症状相对温和，医生判断她可以活到成年。阿里娅的父母为女儿疯狂寻药，但令他们感到绝望的是，市面上不但没有药，而且相关的药物研发都很少。于是阿里娅的父母决定要自己推动药物研发。阿里娅的父亲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不到30岁就成为高盛集团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母亲则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和经济学双硕士，也曾在投资银行工作，他们先是自掏了150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脊髓性肌萎缩基金，用来资助科学家、研究人员研究该疾病，同时他们还游说了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向他们展示脊髓性肌萎缩药物广阔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广泛链接了科学家、实验室和药企，促进了各环节的合作。其中他们极为高效地调配资源，比如当科学家找不到做动物实验的小鼠时，他们甚至亲自飞到中国台湾，把一批小鼠运到了美国。2012年，12岁的阿里娅作为第一批临床试验者，用上了第一支药物，经过十年治疗，她虽然仍离不开轮椅，但她的上肢力量、呼吸和咀嚼的肌群基本与正常人无异。2016年，诺西那生钠成功审批上市，至此终结了脊髓性肌萎缩无药可治的历史。2019年4月这款药物在中国获批上市，一针要70万元，一年六针，也就是420万元，但2021年，这款药物进入到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价格降至3.3万元每针。

蔡磊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其实在很多时候，技术的突破口已经近在咫尺了，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研发人员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难以往前再迈一步，这在药物研发领域尤为常见。蔡磊在书中写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系统中有不计其数的节点，将资源连接成线、交织成网……最终触发并推动了那看似稀松平常的5个字——‘科技的进步’。”

蔡磊想要充当这样的节点，在患者、药企、科学家、投资人之间建立一个高效闭环的回路。

第一步是什么呢？蔡磊参照他在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习惯：要创业，先融资。他的设想和阿里娅父母差不多，先要有一个投资基金，通过自己以及投资人的钱支持科学家的项目。他见了一批科学家和药企，计划推动20条药物研发管线，每条管线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费用大约需要5000万元，20条的话就是十个亿。自2021年起，蔡磊拜访了100多位企业家，但他没收到任何实质性的反馈。曾有一个企业家提出捐给蔡磊500万元，劝他别再折腾了，因为从投资回报的逻辑来看，这个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到了2021年10月，蔡磊还是一分钱没找到，他不得不开始想别的办法。他放弃了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资金募集，而是要以自己的专业性、影响力和资源，为愿意参与这一方向研究的科研团队、机构、资本提供支持。换一句话说，他的角色从项目发起人变成了资源协调人。比如，他了解到高瓴资本、高山资本等大型投资机构一直在关注诱导多能干细胞，有意投资该方向，他便向他们推荐了相关方向的科研机构，最终达成了双方的合作。

除此之外，随着这些年和科学家的交流，蔡磊还意识到一个问题，

要想推进疾病的基础研究，真人的病理样本是很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渐冻症的重大发现都是在渐冻症患者遗体标本上发现和验证的。但国内很长时间里没有一例渐冻症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样本，这是因为相关的遗体捐献工作非常复杂。

2022年，蔡磊去见了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发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早在2012年，段树民院士牵头建立了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这是中国第一个标准化收集、储存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和正常人所捐献的大脑组织的机构。到如今人脑库已收集400多例样本，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渐冻症患者的组织样本。蔡磊向段树民院士提出要补上这一缺口。他不仅承诺死后要捐出自己的遗体，还表示要尽力打通多方力量，让有意愿捐献遗体的患者能迅速找到有效且正当的捐赠渠道，完成捐赠，由此形成足够大的样本量。

蔡磊很快在覆盖上万名病友的群里发布了一条倡议，呼吁大家捐出自己的身体，为渐冻症的攻克作最后的贡献。他说：“身体是他们最后一颗子弹。”到2022年5月份的时候，已有700名患者报名捐献遗体。

2022年7月11日，蔡磊的助理收到一条消息，是一位黑龙江病友的家属发来的，她说她丈夫去世了，想要捐献，但不知道怎么做。接到消息后，蔡磊来不及询问更多，就立马开始找人协调行动。中国目前有条件接受遗体、进行解剖并获取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12个城市的医科大学。按一般的捐献取样流程，患者去世后需立刻被送到当地的“脑库”，由专业人员解剖取样，并妥善保存。电话那头患者所在的黑龙江省还没有建立脑库，蔡磊和助理最终联系到有解剖和取样能力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恳请他们接受遗体。之后又联系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赵洪涛理事长，从中协调沟通，最终完成了这起捐赠。

每一起遗体捐献背后都牵涉一系列琐碎的事情：包括和家属的沟通，联系运送车辆，协调有获取样本能力的人员，落实各项费用，应对突发状况等等，其中哪怕有一点动摇或不配合，都难以完成捐献。截止到2023年1月，蔡磊团队协助完成了9例渐冻症患者遗体捐献，成功保存脑组织和脊髓组织8例。蔡磊说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感受非常复杂，他在书中写道：“这件事是我亲自发起、推动的，我是真正的始作俑者，结果这些病友先走了，先作了贡献，而我还活着。”

实际上，2022年也是蔡磊病情进展最为显著的一年，年初的时候他的左臂无法平举，到年中的时候，右臂也抬不起来了，接着是手指一根接着一根倒下，已经无法再点击手机屏幕，只能用胳膊带动右手来操作鼠标了。而且连说话也开始费劲起来，以前讲一遍就能语音识别，现在要讲好几遍，这是喉部肌肉萎缩的结果，为此他不得不拿出早就买好的呼吸机，以备不时之需。

但蔡磊说，他已经完全能接受死亡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该做和能做的事情。有很多网友将他这几年的故事视为一个自救与救人的故事。蔡磊说其实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启动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并未想过自救，因为区区三年时间就想研制出药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资源优势，为攻克渐冻症疾病做一些事情，终点在哪儿他不知道，但这三年的努力让他看得到希望。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写下一句话，他说：“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才看得到希望。”

蔡磊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他从确诊渐冻症到决定向渐冻症发起进攻的全过程。作为中国顶级的企业家之一，蔡磊在患上渐冻症这一绝症时，他的感受其实和一个普通人并无差别，他会慌张、会恐惧，面对家人会委屈、会自责，同时在巨大的无力面前，他也会忍不住寻求一些非科学的治疗手段。但正是这样的同感，让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渐冻患者做一些事情。蔡磊将创业的思维带入渐冻症的攻克事业，他建立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他还链接资本与药企和科研人员，推动渐冻症药物管线的研发，以及他还试图建立和打通渐冻症患者遗体捐献的渠道，让渐冻症患者在有意愿的情况下可以捐赠遗体，以作为科研样本，等等。在蔡磊看来，所有的这些事情单单靠情怀、爱心、理想是不够的，他必须不断考虑产品、融资、回报、推广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攻克疾病是一项需要调动整个系统的事业，（单靠）一己之力、一家之财是搞不定的，“它需要一代代接力下去，形成自然生长的力量……所以唯有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对各方都有价值，都获益的事业，才有可能真正使它成为撕开黑暗的一道利刃，让光源源源不断地照进来。”

最后，我想回到这本书书名所说的“相信”。蔡磊在书的后记中说，到他这个阶段，已经不得不承认生活充满了意外，或者说，

生活就是由一系列意外构成的——意外的失败、意外的艰难，也有意外的收获、意外的馈赠。面对生活，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决定我们要相信什么。用蔡磊的话说：只要相信，就有力量。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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