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的内容来自得到听书，我们今天要听的这本书，叫做《决策的本质》，而且，这本书里说的决策，可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决策，而是那些战略级的关键决策，而且，这本书的主体案例，可不是商业案例，而是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

你看，在这么大的事面前，但凡一个错误的决策，那可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当时事件中的各方，都是怎么做决策的？

在正式开始听之前，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解读人，是得到听书团队的专职作者，刘怡老师。曾经做过很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对国际政治方面的内容很专业。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刘怡老师，来听听他解读的这本《决策的本质》。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艾利森的《决策的本质》。这是一本550多页厚，40多万字的书。光看书名，你可能以为它讲的是管理学上的决策制定。但再一看副标题，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本书的副标题叫“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换句话说，它不是凭空教给你几条做决策的技巧，而是借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个活生生的案例，为你讲解重大决策的一般流程和难点。这就比光列清单更有说服力了。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总统。再过三个星期，你的政党就要参加中期选举，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一天早晨，你刚睡醒，国家安全顾问突然来访。他拿出几张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忧心忡忡地告诉你：你的敌对国家，正在距离你的海岸线只有200多公里的地方修筑导弹基地。部署在基地里的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以在几十分钟内把核弹头打到你的首都。空军参谋长要求马上轰炸这些基地，国家安全顾问建议什么都别干，蔑视对方，你的弟弟则赞成截断对手运送导弹的海上交通线。而你的国家和你的对手，拥有全世界排名前两位的核武库。一旦真的开打，几亿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你感到头痛欲裂，但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发话。

我说的这个场景，可不是哪部“剧本杀”的故事大纲啊。它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2年10月，面临的真实危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古巴导弹危机，最终走向了和平解决。美国政府在短短13天内，做出了封锁古巴海岸的部署，并通过跟苏联的一系列博弈，迫使对方从古巴撤出了导弹。这场险象环生的危机，过程极富戏剧性，因此成为许多历史著作和纪录片的主题。但在战略学研究者看来，古巴导弹危机最值得探究的内容，不是那些琐碎的历史细节，而是一个核心问题：1962年10月的肯尼迪政府，是怎样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策的？

要知道，当初的肯尼迪，可不像后来的历史学家，能看到为数众多的解密档案和内部文件。他掌握的全部信息，就是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以及驻外使馆和间谍搜集到的半真半假的情报。要通过这些资讯，准确判断苏联政府的意图，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另外，美国政府内部，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了几个意见不一的派别。有主张入侵古巴的，有赞成发动空袭的，还有提议从海上封锁的。怎样在这些方案里做取舍，并说服其他人，对肯尼迪也是一个考验。

本书作者艾利森，把肯尼迪的决策过程分成三个层次，做了详细的分析。第一层叫“理性行为体模型”，它的作用，是推断苏联最有可能的动机，并制定不同的应变方案。第二层叫“组织行为模型”，它的意义，是还原对手最熟悉，也最擅长的反应机制，并根据本方的组织特性，在备选方案里做取舍。第三层叫“政府政治模型”，它说的是：政府做决策，看上去是高层集体商议的结果。但因为议事流程不同，每个人的职业经历和脾气秉性不同，乃至发言的权重不同，内部博弈会变得异常混乱。最终通过的方案，未必是效率最高的，但一定是多数人愿意接受的。

在这三个层次里，有心理学知识、有组织行为学和博弈论知识，还带点儿管理学技巧。它不仅为我们复盘了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10月的决策过程，还给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决策提供了参照系。你想啊，能应对核危机的决策框架，用到更小的事情上，那不是“降维打击”嘛。这就是为什么，这本《决策的本质》，早在1971年就出了英文版，1999年又大幅修订，但一直备受好评，被视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经典。

本书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基辛格带出的博士，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担任美国国防部和兰德公司的顾问，专门研究政府决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艾利森还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是一位拥有实际从政经验的资深学者。他对决策问题的分析，因为结合了自身经历，也就更有说服力了。艾利森还邀请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泽利科，担纲本书的第二作者。泽利科也是一位在三届美国政府里当过高级顾问的“跨界”学者，他们的合作，让这本《决策的本质》极具权威性。

接下来，我就按照艾利森划分的三个层次，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理性行为体模型，是怎样推断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动机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根据组织行为模型，为你分析：为什么美国从一系列备选方案里，挑中了海上封锁。最后，我再为你梳理一下，政府政治模型，在美国的高层决策中有哪些体现。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先为你介绍一下古巴导弹危机的时代背景。肯尼迪这位美国总统，是在1960年上台的。当时，美苏“冷战”正值一个微妙阶段。美国在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但苏联在两个重要的战略局部，拥有优势。这两个局部，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古巴。1961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指示东德筑起“柏林墙”，给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施加压力。对此，肯尼迪政府虽然表态很强硬，但动作慢了半拍，气势上先落了下风。至于古巴，它从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一直和美国处在对立状态。1961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权，还击退了美国支持的流亡分子的入侵。可以说，整个1961年，苏联都处在进攻的位置上。1962年这场危机，就是“苏攻美守”态势的延续。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2年10月的白宫，代入肯尼迪的情境，看看他掌握了哪些信息。10月16日，当肯尼迪第一次看到高空侦察机在古巴拍下的照片时，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些行动，一直处在美国飞机和间谍的监视下。不过，苏联运去古巴的前几批导弹，要么是防御用的地对空导弹，要么射程只有两三百公里，不至于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美方也就没有太在意。但是，10月16日的照片显示，苏联运到古巴的新一批导弹，是R-12型。这种导弹的射程接近2000公里，足够把核弹头打到美国首都。不仅如此，苏联最新的中远程导弹R-14，也已经在古巴构筑基地，这种导弹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绝大部分城市。这下，肯尼迪可坐不住了。

10月16日傍晚，肯尼迪下令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作为危机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执委会共有12名成员，除去总统本人外，还有国务卿、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等高级官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在其中。这个执委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测苏联部署导弹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追问对手的动机，往往是决策的第一步。搞清楚事情因何而起，对方会投入多少资源，才能制定相应的反击方案。

在推断动机时，肯尼迪政府用的思维模型，叫做“理性行为体”。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不管领导人是谁，也不管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它的利益始终是清晰和有限的。为了实现这些清晰的目标，国家会根据手里掌握的资源，制定行动方案，力求在付出最小成本的情况下，实现最大收益。在这个模型里，“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实际上被简化成了我们熟悉的“经济人”。它永远在趋利避害，永远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才叫“理性行为体”嘛。

问题来了：1962年时的苏联，要为了多大的利益，才肯冒险在美国家门口部署中远程导弹呢？执委会借助“理性行为体模型”，推出了四种可能。第一种叫“古巴防御说”。它的意思是：古巴作为苏联在拉丁美洲唯一的盟友，离美国很近，宣传价值极大。但是，古巴在1961年，刚刚遭受过美国策划的入侵，防御并不稳固。卡斯特罗曾经多次联络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帮助古巴强化自卫能力。这样看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初衷或许是为了保卫古巴。

但是，这种推测存在明显的漏洞。如果苏联只是想保卫古巴免遭入侵，那它完全可以在古巴部署常规部队，或者运去一些射程在150公里以下的短程导弹。这样的增援力度，应对局部冲突已经绰绰有余。它根本不需要把R-12这样的中程导弹也运到古巴，直接威胁美国首都。更何况，一旦美国发现了苏联部署的R-12，它完全有可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轰炸古巴，或者派兵正面入侵。这就和防御古巴的动机背道而驰了。因此，这种假说遭到了否定。

第二种推测，叫“冷战政治说”。它的意思是：苏联把“冷战”看成“全球一盘棋”，任何可以打击美国形象的地方，它都要试一下。而古巴恰恰是肯尼迪政府的“命门”：1961年那次失败的入侵，已经把肯尼迪搞得焦头烂额。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到来之前，在古巴搞出又一桩大新闻，那肯尼迪的威信就会进一步受损，苏联则会相应得利。

这样的推测，在宏观上已经比较接近真相了。但它在细节上，还是有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打击肯尼迪的威望，和防御古巴一样，并不需要“扎眼”的中远程导弹。签署一份条约、发表一个公告就可以达成的效果，为什么要折腾出这么大动静呢？另外，如果苏联要抓住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那它应该快马加鞭，把杀伤力最强的R-14型导弹一步到位运进古巴，并公之于众。但从侦察照片上看，苏联人已经不紧不慢地忙活了几个月。他们又是建机场，又是盖海军基地，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这样看来，“冷战政治说”，解释力还是偏弱，它还需要其他动机作为补充。

第三种推测，叫“导弹力量说”。它的意思是：苏联核武器的数量和射程，都在美国之下。如果两国爆发核战争，美国是有“先下手为强”、一击致命的资本的。但是，假如苏联把一批核导弹提前部署到古巴，那么即使这些导弹的射程偏短，也可以直接威胁美国本土，抵消苏联在核武库方面的劣势。

不过，这种推测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首先，苏联的中远程导弹，大部分是1959年之后才研发出来的，性能还不稳定。他们为什么急着在1962年，就把这些不稳定的导弹部署到古巴，试图扭转核劣势呢？会不会太草率了？另外，在美国家门口部署中远程导弹，这可是“冷战”开始以来最具挑衅意味的动作，是会直接拉高冲突指数的。赫鲁晓夫有没有下这个决心呢？似乎不好说。这样看来，“导弹力量说”，还是有瑕疵。

第四种推测，叫“柏林问题说”，它是肯尼迪本人最认可的解释。1961年“柏林墙”事件之后，美苏两国继续在德国剑拔弩张。柏林墙乃至德国问题，又影响到西欧各国对美国的态度，可以说是“冷战”最重要的前线。从1961年9月到1962年9月，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渠道，给肯尼迪写了9封信，其中7封提到了柏林，可见他的重视程度。赫鲁晓夫还承诺，他会在1962年11月访问美国，与肯尼迪直接会面，共同商讨柏林问题。在肯尼迪看来，柏林才是“冷战”真正的重心，古巴则是外围。赫鲁晓夫之所以选在古巴出手，就是想用这个可有可无的筹码，交换美国在柏林问题上让步。但肯尼迪的推测，还是不能解释一些反常现象，比如：苏联人在古巴的工期，为什么会拖那么长？他们明知道美国的侦察机隔三岔五就会“光顾”，为什么不对工地做伪装？要知道，保密可是军事学常识啊。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执委会做出的四种推测，除了“古巴防御说”漏洞比较大，其他好像都有道理。它们都解释了苏联的一部分动机，但又和实际情况无法完全对应。问题出在哪儿呢？作者艾利森认为，关键就在那个“理性行为体模型”上，它是有漏洞的。漏洞在于，当你把国家简化成抽象的“经济人”时，既不会考虑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特征，也不会考虑不同政府在行事风格上的差异。而这两项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恰恰很大。比如，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当过苏联最高领导人。但赫鲁晓夫追求轰动效应，他即使在国际政治中让步，也要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这就跟斯大林截然不同。“冷战政治说”和“导弹力量说”里那些解释不清的漏洞，要是加上赫鲁晓夫的性格视角，就会豁然开朗。但“理性行为体模型”，却不会考虑这些，这就造成了困惑。

肯尼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最终决策的本质，不光对观察者来说很难理解，对决策者本人其实也一样。”执委会对苏联动机的推测，徘徊在“冷战政治说”“导弹力量说”和“柏林问题说”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这个时候开始，“理性行为体”这个单一模型，解释力就不够了。引入新工具，势在必行。

好了，以上就是《决策的本质》一书记录的，肯尼迪政府借助“理性行为体模型”，对苏联的动机做出的推测。到最后，美方基本确认：苏联部署导弹，跟“冷战”大目标、双方的核武库差距以及柏林问题有关。但是，苏联的行动细节，还是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这个时候，执委会开始使用第二个分析模型，也就是“组织行为模型”。

前面我们说到，“理性行为体模型”的特点，是把国家这个主体极度简化，把它当作一个趋利避害，思维绝对理性的个人。而“组织行为模型”，是把国家看成一系列独立组织的松散结合体。就拿国际政治来说，它涉及国防部门，涉及外交部门，还涉及宣传和情报机构。所有这些组织，有着各不相同的规章制度和行事习惯。它们只是在执行具体的任务时，被临时组合到了一起。但实际运作的细节，还是按每个组织各自的标准流程来，问题也因此出现了。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看上去是由国防部统一负责，但具体到每个环节，“分包”的组织并不一样。负责修建导弹基地的，是工程兵。R-12和R-14这两种中远程导弹，由战略火箭军管理。保卫基地的防空导弹，属于防空军。保卫古巴海岸线的，则是陆军和海军部队。虽然在一开始的运输环节，苏联情报机构出了大力，没有让美国人在第一时间发现他们的“小动作”。但随着导弹启动部署，一切都乱了套。苏军工兵部队，只有在本土建设基地的经验。本土是绝对安全的，自然不需要一本正经搞伪装。于是，他们居然在美国侦察机眼皮底下，毫无顾忌地盖起了房子。火箭军呢，情况也差不多，完全是按旧的操作手册和经验在行动，把导弹发射井设置得异常醒目。至于陆军和海军部队，他们干脆搞起了集体操练，每天在空地上站军姿、列方队，还把苏联军队的旗帜和徽章树在基地周围。这样一来，所有部署都暴露在了美国人面前，根本起不到“突然袭击”的效果。

那防空部队呢？按理说，防空导弹的作用，就是为了确保基地的安全。苏联人也在第一时间，把防空导弹和雷达部署到了秘密基地周围。以他们的能力，完全可以捕捉到美国的侦察机，并加以击落。但是，苏联防空军也有自己的操作规章，而这个规章，又是基于本土经验。在本土执行任务时，防空军发射导弹，需要报高级指挥官批准。这在幅员辽阔、导弹数量众多的苏联本土，不是什么问题，反正总有一个阵地能把入侵者打下来。但在狭小的古巴，耽误几分钟时间，美军侦察机可能直接就飞出国境了。苏军防空导弹，也因此完全没能起到掩护基地的作用。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苏联的这些军种，也是按照某种理性在行动。但它不是单一的“国家理性”或者“绝对理性”，而是自己所属部门的“组织理性”。组织理性要求一切行动尽量标准化，少搞“特事特办”，控制运行成本。这种逻辑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问题，唯独不适合古巴这样的高风险任务。而肯尼迪的执委会，在用“组织行为模型”分析苏联人的反常之处后，得出了一项重要结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部队，并没有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他们的行为模式，是极其教条和僵化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完全可以主动采取行动，迫使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导弹。

美方制定的行动方案，最初有六个版本。作者艾利森认为，它们主要是基于“理性行为体模型”，但在取舍时，也引入了“组织行为模型”的要素。前两个方案其实差不多，都是不做军事回应，只从外交上施压。这样做的坏处，是会让肯尼迪显得软弱，影响中期选举结果，甚至导致总统遭到弹劾。第三个方案，是撇开赫鲁晓夫，秘密接触卡斯特罗，说服他和苏联人决裂。这个方案成功率很低，而且会暴露美国的意图，所以也被否决了。第四个方案是全面入侵古巴，但它要冒跟苏联军队正面交战的风险，成本太高。不到万不得已，肯尼迪是不会把它当成第一选项的。

因此，执委会可选的行动路线，就只剩下两条了。其一是空中打击，其二是海上封锁。空中打击的好处，是它足够直接，既可以瘫痪苏联最有威胁的核导弹，又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但是，别忘了，美国空军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啊，它也有自己的“组织理性”。这个理性，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战果。要减少损失，就得扩大轰炸的范围，除了核导弹这个直接威胁，还要清除外围的防空阵地。这样一来，就得动用几百架次的飞机。而为了提升摧毁率，一次空袭还不够，得多来几次。这就导致整个计划，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规模跟全面入侵已经差不了多少了。肯尼迪在反复权衡了5天之后，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方案。可以说，这是“组织行为模型”的一次反作用。

于是，执委会最终决定：派出海军主力，对古巴实施封锁。所有驶向古巴的船只，都必须接受美国军舰检查，只有未携带“违禁品”的才可以通过。这个方案的坏处，是消灭不了那些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但它比较和缓，可以给苏联人留出反应空间。肯尼迪认为：从“理性行为体模型”和“组织行为模型”两个层面看，赫鲁晓夫在古巴，既没有清晰的战略意图，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这个时候，应当避免过度刺激对手，要让对方有重新思考和调整的余地。而海上封锁，可以把局面暂时“冻结”起来，等待对方做出回应，转机说不定就会出现。

事实也的确如此：10月21日，海上封锁行动正式开始。美军同时还启动了三级战备，严阵以待。26日傍晚，赫鲁晓夫亲自致电美国国务院，承诺以美国不入侵古巴为前提，撤回已经部署的导弹。美国随后也在欧洲问题上做出了一定让步。10月28日，赫鲁晓夫正式宣布从古巴撤出核导弹。这场历时13天的危机，最终以双方和解而告终。

好了，以上就是《决策的本质》一书回顾的，“组织行为模型”对美方高层决策的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模型，作者艾利森还留意到了第三个层次，叫做“政府政治模型”。这个模型，看上去对决策过程没有直接影响，其实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针对的既不是抽象的“国家”，也不是政府里的不同组织，而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类主体：人。

记不记得，前面提过，肯尼迪用来做决策的执委会，一共有12名成员？美方最初的6个应对方案，就是这12个人组成的6个小派系，分别提出的。国务卿腊斯克，管的就是外交，又想主导决策流程，自然提议从外交上想办法。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属于铁杆“鹰派”，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私交也很好。他一提出空袭的方案，马上得到罗伯特·肯尼迪的附和。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却对泰勒的方案不感冒。麦克纳马拉是哈佛大学MBA出身，不喜欢硬碰硬的武力，为此竭力渲染空袭的风险。对肯尼迪来说，最棘手的考验并不是苏联，而是这些下属。

针对这种现象，作者艾利森指出：许多人对政府决策有误解，以为只要总统一发话，其他人就得无条件照办。一些经济学家，还会渲染“集体理性”这个概念，高估不同成员的服从程度。其实，决策过程也是一场内部博弈。成员之间不仅会讨价还价，还会做交易。拿古巴导弹危机来说，它看上去是个外交事件，但鉴于中期选举在即，古巴问题又跟肯尼迪的政治声望挂了钩，这个时候，要是听从腊斯克的建议，只从外交下手，肯尼迪在内政方面就得不到任何回报，那“交易”就不可行。在这个情境里，肯尼迪自己也是一个博弈者，他也有利益诉求。艾利森认为，所谓“政府政治模型”，就是通过内部博弈，推出一个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总统其实是一个劝说者。

注意了，艾利森说的，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方案”，而不是“最佳方案”。实际上，如果从操作层面看，海上封锁这个主意，并不是万无一失的。要是运送导弹的苏联货船，拒绝接受检查怎么办？要是驶向古巴的苏联潜艇，在美国舰队的拦截下，发射了鱼雷怎么办？实际上，在历时一个星期的封锁中，真的出现了几次险象环生的情况，而美方并没有提前制定应变方案。但是，从“政府政治模型”看，封锁方案，既照顾了军队急于表现的情绪，又考虑了外交部门和国防部不希望冲突升级的立场，已经是美方自己能拿出的最面面俱到的计划。即使它不完美，也得推进下去。

在博弈过程中，肯尼迪除了分析和劝说，还用上了情感攻势。泰勒上将是最激进的“空袭派”，起初反对封锁方案。但泰勒欠肯尼迪一个人情：他在1959年，因为和肯尼迪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关系不佳，一度退出过现役。是肯尼迪兄弟欣赏泰勒的才干，把他带回了政府，泰勒才能坐上参联会主席的高位。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泰勒刚刚上任两星期，即使他对自己的方案再有把握，也必须“还人情”给肯尼迪，和总统站到一边。你看，政府内部的博弈，远不只是唇枪舌剑，甚至不是看谁的方案效率最高，其中也有复杂的人情世故，相当值得玩味。

好了，关于艾利森这本《决策的本质》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整个“冷战”期间，人类最接近毁灭的时刻之一。在核大战的心理压力下，面对有限的情报和意见不一的幕僚，要做出正确决策，并付诸实施，无疑是难上加难。站在美国的角度，肯尼迪之所以能推动危机圆满解决，关键在于他用好了“理性行为体模型”和“组织行为模型”这两项工具，并有效抑制了“政府政治模型”产生的内耗。虽然艾利森作为美国学者，不免会高估肯尼迪和执委会的作用，但他对美方决策过程的还原和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决策的本质》提炼的这三个模型，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智识工具。

另外，我们普通人，虽然不用面对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大事件，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需要做决策。这个时候，艾利森归纳的三个模型，就很有参考价值了。“理性行为体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决策目标。“组织行为模型”，是辨明团队特长和行为惯性的关键。至于“政府政治模型”，它再简化一点，就是说服团队成员，形成合力的能力。很少有人一辈子都是单打独斗，当你需要和他人协作，参与集体行动时，你就会用到这本《决策的本质》。

好，内容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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