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年三十，此时此刻，你可能正陪在家人身边，也可能还坚守在岗位上。无论你在哪里，都祝你新春快乐，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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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为你推荐的内容来自得到听书，书名叫《人间烟火》。去年网上流行这么一句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你知道古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吗？在炒菜技术被发明前，古人都是怎么做菜的？他们最喜欢吃什么肉和蔬菜？他们买房和租房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本《人间烟火》。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人间烟火》，它的副标题叫做“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我之前为你解读过她的另一部作品，叫《法度与人心》。在那本书里，她研究的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朝代更替和治乱兴衰的根源问题，那是一部宏大而严肃的作品。而这本《人间烟火》正好相反，它研究的是古人的日常生活，谈的是衣、食、住、行四件“小事”，写得轻松而有趣，书的体量也小得多。这里所说的“古人”，既包括庶民百姓，也包括居于精英地位的士大夫阶层。

与改朝换代、政治变革、军事战争之类的大事件相比，日常生活的变迁总是缓慢而沉静的，个人身在其中，甚至都不容易察觉。也正因如此，古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极其有限，平民百姓缺乏文字记录的能力，而有能力记录的士大夫阶层，大多又不屑于记录琐碎的日常——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经世致用、治国安邦，而非为了沉浸于柴米油盐。

古人缺少记录，后人同样不在意这些记录。过去的历史研究，大多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总是强调，读史是为了明智，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总想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头，找到“为我所用”的部分。这种出发点当然也没错，但是，它导致我们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个别大事件和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了历史中的整体日常，这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严重割裂。

我们虽然自称是文明没有中断的古国，但实际上，我们对一两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知之甚少。古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他们看重什么、追求什么、信仰什么？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我们可能都答不上来。

这也正是我为你推荐《人间烟火》这本书的原因，作者赵冬梅老师梳理了大量官方史书和民间的随笔、传记、诗词、小说，还仔细考证了众多古代的画作，从各种图文档案中，打捞古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日常生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而美的作品。

你可千万别看不起衣、食、住、行这些“小事”，要知道，小事里头有古人的大智慧，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饶有趣味。我们今天的饮食习惯、审美风格、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很多都是从古人那里承袭过来的，只是我们“日用而不知”。这些东西就像撒在汤里的盐，你看不见它，但它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滋味。

今天的音频，我就大体按照原书的结构，分别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带你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准备好了吗？咱们即刻启程。

咱们先说“食”，为啥从食开始说呢？很简单，自古以来，“民人以食为天。”司马迁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好像很轻巧，似乎吃就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但实际上，饮食史的背后，是一部漫长的人与饥饿抗争的痛苦历史。那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咱们今天先按下不表。

说到吃，我们大多数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古人吃什么？大体来说，无非三类——主食、肉食和蔬果，分类跟今天差不多，但吃的食物跟今天有不小的差别。

先说主食。今天，中国人的主食，南方以米饭为主，北方以面食为主。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晚很多。根据作者的考证，这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宋才最终完成。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也就是小米）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开始种植粟，粟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主食，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粟的地位才逐渐被小麦取代。

其实，种植小麦的历史也很早，大约在五千年前，中国境内就有人种植小麦。汉朝政府甚至两次推广种小麦，目的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但是，老百姓很不愿意种。为什么呢？因为小麦直接煮不好吃。用麦粒做的饭叫麦饭，那是穷人的食物，吃起来碜牙，有地位、有条件的人一般是不吃的。你可能会问，他们为啥不把小麦做成面条或者烙饼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还没学会制备面粉和饼的技术。

早期的磨面技术很有限，磨出来的还是比较粗的颗粒，到东汉磨面技术和效率有所提高，到唐朝开始出现水力推动的碾坊，加工面粉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达官贵人才纷纷置办碾坊。面食变得好吃了，小麦的种植面积才开始增加。到南宋，“南人食米，北人食面”的格局才最终形成，并且影响至今。

说完主食，咱们再来看看肉食。

还记得《孟子》里的那段话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由此可见，在当时，七十岁以下的人是很难吃上肉的。《左传·曹刿论战》里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用“肉食者”来形容权贵阶层，这也说明平民阶层是很难吃到肉的。这两篇文章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写的，按当时的制度，“贵为大夫，方可食肉。”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进步，能吃肉的人、能吃肉的日子当然越来越多，但对寻常百姓而言，吃肉仍然是件稀罕事儿。

那么，古人所吃的究竟是什么肉呢？书中进行了详细考证。首先，很少有人能吃牛肉，因为牛是耕地的主要动力，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农村地区还禁止杀耕牛，在古代更是严令禁止。《礼记》中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包括牛、羊和猪，少牢只有羊和猪，可见，牛是最尊贵的祭品，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在秦汉以后，历代都用严苛的法令保护耕牛。魏晋南北朝最为严厉，当时规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

不能吃牛肉，那吃的是什么肉呢？秦汉时期的肉食种类，主要是猪、狗、羊、鸡和各种野味。从北朝开始，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原的肉食习惯发生了重大转变，羊肉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在宋神宗时期，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不得不说，“肉食者”的胃口真是惊人。

相较于羊肉，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一种不太美味、不太健康的肉类。比如，南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对猪肉给予负面评价，说它“闭血脉，弱筋骨，虚肥人，不可久食”。作者说，上层人士对猪肉的喜爱，大概来自金朝和清朝，那是东北的习俗。这一点，你只要想想东北人爱吃的猪肉炖粉条、锅包肉，就能理解了。

当然，老百姓难得有肉吃，自然不会挑剔，日常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主要是小鱼、小虾和鸡蛋。“丰年留客足鸡豚”，鸡肉和猪肉那是民间的盛宴。

再说到蔬菜，也很有意思。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是一点点丰富起来的。元代以前，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是葵。这个“葵”可不是秋葵，而是“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里的那个“葵”，它是一种绿叶菜，又叫冬寒菜。我小时候在湖南老家经常吃这种菜，但后来在北京多年，从来没有在市场上见到过。我问一些北方的朋友，他们也都表示从没听说过这种菜。

但据作者考证，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你看，汉乐府《长歌行》里，把人生用葵的生长和凋零来作比；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把葵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元代王祯的《农书》，更是把葵尊为“百菜之主”。但到明代，葵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的下降，《本草纲目》里把葵降到了草部，说“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那时，老百姓的当家蔬菜，已经从葵变成了白菜、萝卜、韭菜之类。

与葵的“节节败退”不同，胡椒、辣椒、甘蔗等可以作为调味品的食物，逐渐从域外进入中国。此外，还有来自新大陆的红薯、番茄、土豆，这些食物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更是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

上面说的都是“吃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吃”，这主要涉及烹饪方法问题。

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炒菜技术的发明，你可别小看这项技术，它至今仍然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在炒菜被发明之前，无论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吃的菜大多是蒸煮或烘烤出来的，而且调味品严重不足。要知道，甘蔗榨糖技术要到唐朝才从印度引进，酱油和菜油的登场要到宋朝，花生油、辣椒、西红柿的登场则要到明朝以后。早期菜肴的调味料除了盐，就是各种酱汁和豆豉，味道可想而知。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炒菜之所以会被发明，很可能跟缺少燃料有关，因为炒是一种更节能的烹饪方式，而燃料变得金贵，是唐宋以后的事情。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古人的饮食开始接近于现在呢？作者认为要到宋朝，她说，宋朝是华夏饮食文化的初步成熟期，当时，除了辣椒以外，其他的调味品，比如油盐酱醋茶，都已经齐备；炒菜的技术开始流行；无论主食，还是副食，都跟今天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当时的餐饮业繁荣，城市里的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南食店、北食店风味各异。前些年，有三个年轻人仔细考证了宋朝人所用的食材和烹饪方法，仿照着做了很多菜，还出了一本颇受好评的书，叫《宋宴》，让很多人一饱眼福。

如此看来，宋朝不仅是经济文化繁荣，还有很多舌尖上的美味。

说完“食”，咱们再来说说“衣”。

我先问一个傻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你可能会说，因为衣服能保暖、防晒、遮羞、修饰自己，这些都对，但作者认为，其实衣服还有一个重要的延伸功能，那就是符号功能。尤其在传统社会，对着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衣服象征着财富、权势和身份。古人花在衣服上的心思，恐怕一点都不比今天的人少。每个朝代、每个阶层的服饰都有所不同，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材质、颜色和款式三个方面，这些都能与人的身份相对应。

咱们先说材质。早期人类都是用动物皮毛或树叶蔽体，后来出现了丝和麻，这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品。丝绸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行销世界，才有了“丝绸之路”。那么，最早的丝织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早。书中讲到，1958年，在距今大约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驯化、培育家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当然，丝织品得来不易，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古人用“布衣”来指代平民百姓，就是因为穷人穿不起绫罗绸缎，只能穿布衣。商人尽管有钱，但是，中国古代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的服饰有严格要求，限制他们穿华丽的衣裳。比如，西汉时期，“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hú）罽（jì）”，意思是，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丝织品和毛织品。

类似的规定明朝也有，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商人的衣服只能用绢和布来做，不得穿绸和纱。而且，一户人家只要有一个人做买卖，那么，全家人的着装都要按照商人的标准来执行。后来到明武宗时期，又增加了一条禁令，商人与贱民、仆役、倡优不许穿貂皮大衣。

现在，我们用得最多的布料是棉布，棉布在中国的流行时间相对较晚。北宋以后，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开始种植木棉。元代，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已经颇为可观。明朝，朱元璋更是用强制手段在全国推行种棉花。后来，棉花逐渐取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服原料。

说完材质，再来说说衣服的颜色。

衣服的颜色是用来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尺，有的颜色被皇帝独占。比如，我们都熟悉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黄袍”就是皇帝独享的服饰，这是从唐朝开始的，但其实那种黄不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明黄，而是一种介于黄和红之间的赭（zhě）色。

书中指出，用官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等级的制度，也是在唐朝正式确立的。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四品、五品穿朱色，五品以上的都属于“贵官”，所以有句话叫做“朱紫盈门自称贵”，用“朱紫”两种颜色来指代高官。再讲一个好玩的考证，你可能还记得白居易《琵琶行》里的最后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只能穿青色的衣服，那么他当时是几品官呢？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虽然白居易的职位相当于五品，但阶官是最低级的从九品，所以，只能穿青衫。

好，说完颜色，咱们再来说说款式。

衣服的款式大有讲究，各个朝代差异非常大，只要稍微留心，你就能从不同朝代的画作中看出区别来。同理，如果你熟悉各个朝代的服装款式，就能轻松辨别一幅画所属的朝代。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帝制时期的服制（也就是服饰制度）正式确立，从皇帝到庶民，服饰各有品级。服制讲究上下有序，必须合乎“礼”，“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书中指出，服饰以繁复、稀有、贵重为尊贵，地位越高的人，朝服的服饰也就越繁复，“朝服”是指上朝、祭祀等相对正式的场合穿的服装。他们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等十二种纹饰合称“十二章”，象征权力，只有皇帝的衣服可以绣十二章，三公和诸侯只能绣山、龙以下的九章，而九卿只能使用华虫以下的七章。当然，这些服装平时难得有机会穿，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就曾诉苦说，朝服平时不穿，到祭祀要穿的时候，衣服都破损了。

关于衣服款式，还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书中提到，华夏民族最早的裤都是开裆裤，裤的功能是护腿，而非护裆，所以外面必须再穿一层裳才保险。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民族才不穿开裆裤呢？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末，这还得归功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他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引进了所谓“胡服”，游牧民族因为要骑马，所以必须穿合裆裤，不然胯下磨损太厉害，人受不了。

后来，华夏民族的服饰变迁，也不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食物品类，还是衣服款式，都是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好，说完衣和食，咱们再来说说住。

今天为买房和租房而苦恼的人，对这个问题应该很有感触，古人也一样，住是一件不让人省心的大事。

说起住，会有两个天然的问题：一是，住哪儿？二是，怎么住？

咱们先说第一个，住哪儿？或者说把家安在哪儿？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是人口迁徙，迁徙的原因可能是逃难，可能是行政命令，也可能是完全自主自发的行为，想找一块更好的地方过日子。我这里要说的不是这几种情况，而是讲官员的流动。作者把中国古代精英阶层的居住状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贵族通常都是居住在自己的封地上，新兴的士阶层会四处游走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就在诸侯的都邑里建立新居所。如果他们获得封地，也可能在政治失势后回到封地居住。

第二阶段是从秦汉到隋朝，中央官员住在首都附近，地方长官居住在政区所在的城市，而数量众多的地方佐官是在本地居住。地方佐官拥有大量土地，有自己的庄园，他们的根在土地上，过田园生活是常态。像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是如此，他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不想干了，就能“归园田居”。

第三阶段是隋唐以后，官员全部由国家选任，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就是不能在本地做官，这是为了让官员不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保障政治清明。这样一来，大部分官员没有足够的土地保障基本收入，官员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因此，他们需要搬到城市居住，在异乡购置房屋和土地，死后可能也要埋骨他乡。像欧阳修是江西吉州人，后来到安徽颍（yǐng）州做官，最后，他和母亲都安葬在颍州。

说完“住哪儿”，再来说说“怎么住”，也就是住的方式，其实无非就是买房、租房和住店。

对今天的人来说，买房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对古人来说同样如此。作者讲到，“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出身并不好，49岁的时候，才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一套大房子，他满心骄傲和欢喜，写了一首《示儿》，说：“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意思是自己白手起家，辛勤奋斗了三十年，才买下了这套房子，他后来也是在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韩愈曾官至监察御史，被称为“百代文宗”，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尚且要奋斗三十年才能买房，还真是应了那句话，“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很多人买不起房，就只能靠租房。在大城市租房并不难，但要租到好房子也不容易。书中提到，北宋时期，王安石要从金陵调回开封任职，他先派儿子打前站租房，因为他想住在司马光家附近。不过，作者说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一般来说，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地段，租金肯定高。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谁家里藏书丰富，那么，他家附近的租金也会跟着上涨，因为士大夫都想跟他凑近一点，方便借书来读。

除了买房和租房，还有住店。在古代，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营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上，驿不是什么人都能去住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官方的“介绍信”。

当然，旅行途中也有私营旅店，普通人可以住，但要提防“黑店”。作者说，中国的旅店业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史记》里记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一条法律而遭到店主拒绝，因为那条法律规定，“舍人无验者坐之”，意思是收留没有证件的旅行者要坐牢。你看，商鞅的惨死，其实是自己一手铸就的。

在古代，路上的住宿不像今天这么便利，但城市里的旅店业还是发展得不错。在宋仁宗时期，东京的邸店有官私两种，其中官营邸店有26200间客房，年收入额大约13万余贯。邸店的利润极高，所获利润被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好，说完住，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行。

说起古代的“行”，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李白的诗《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公元742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却没被唐玄宗重用。他受到权臣的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地撵出了长安。朋友为他饯行，他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跳出李白的个人遭遇来看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官宦生涯的极大不确定性，官员的升迁、贬谪或平调，让他们需要在全国不同地方来回游走，所以，他们自称“宦游人”。赴任的路途，遥远而陌生，交通不便，前程未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以送别为主题的诗词。比如，“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

跻身官宦，虽然荣耀，但宦游人需要一直在路上，与他们“同游”的，可能还有父母、妻儿、仆从，乃至亲属和门生。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社会，农民是很少远走他乡的，而官宦经常是路上的匆匆过客。除了当官的，还有赶考的读书人，做买卖的商人，去从军的人，逃难的人，以及运送货物、信件的人，这些人是旅途中的常客。

在路上，会有两个重要的交通关口，一个是关，一个是驿。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口，会设置关，比如潼关、阳关、玉门关等等，人和车马要从关口经过，必须要有相应的通关文书。比如在唐朝，普通旅行者需要提供“过所”，这是由户口所在地的州一级政府颁发；出去旅行一个月以上的，需要有“行牒”；出去三个月以上的，需要有“长籍”。

你可能立马会想到一个问题，古代没有照相技术，持通关文书的人怎么证明证件是自己的呢？诶，这一点，当时的管理者早就想到了。作者指出，汉代的旅行公文上，会标注持证者的个人身份、年龄、身体特征、居住地，以及随身所携带的重要物品的名称或特征。比如，“张三，年龄26岁，身高七尺三寸，肤色黑，驾着一辆牛车出关。”过关的时候，关口的小吏不仅要现场查验，还要抄录相关文书，以便旅行者返回的时候核对。这样的机制既是为了保护区域安全，隔绝外部势力，也是为了防止走私行为。

而前面提到过的驿站，主要提供两种服务：一是向过往官员、使节提供食宿、交通服务；二是传递文书，主要是各级官府之间的公文，从宋代开始，也传递官员的家书。

秦汉时期，主要交通线上每隔十里设置一个邮亭，有房舍，负责为官员旅行提供方便和传递信息。汉高祖刘邦起事之前就做过亭长。唐朝三十里设一个驿，宋朝六十里设一个驿，从十里到三十里，再到六十里，为什么亭或驿的设置会越来越稀疏呢？原因可能是官员旅行的速度变快了，从坐车变成了骑马，马镫的应用加快了骑马的速度，而且，驿的功能也出现了一些调整。

那么，在古代，要怎么提高文书传达的效率呢？作者告诉我们，就是让驿站换马换人“接力跑”。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按规定，金牌是最高级别的速递，传递速度要“日行五百里”。

有美国学者对当时各大帝国的邮政速度进行对比，结论是当时中国的邮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这不仅是技术的优势，更是国家管理能力的体现。当然，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发明了汽车、火车、蒸汽轮船，速度远超传统的马车和帆船，那是世界现代化的开端，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最后，咱们再回到这本书的书名，它叫《人间烟火》，仔细咀嚼这四个字，你会发现它有一种诗意在。我们用“人间烟火”来形容世俗生活，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离不开这人间升腾的袅袅烟火气。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

听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过去我们在审视历史的时候，把衣、食、住、行这四件事看小了。其实，它们从来都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它们不仅关系到每个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和前途命脉。日常生活里藏着古人无穷的创造力，也藏着古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密码，而这些东西早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

好，内容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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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咱们一起来聊聊春联的故事。

《得到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