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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的精选分享给你的是一本听书，解读的是李硕老师的著作，叫《翦商》，讲的是3000多年前“商周之变”的这段历史，非常的精彩。这本书10月份刚刚出版，但是，我们预判它会是一本年度佳作，会被持续阅读和讨论。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听书解读人，本身也是名家，是我们的专职作者朱步冲老师，做过20多年的新闻主笔。年度好书加上名家解读，真的是妙不可言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朱步冲老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讲述的书，是青年历史学家李硕的《翦商》，副标题是“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

西周对于商朝的征服和取代，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初创期的一个重要节点事件。虽然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其有限，但这场历史变故，却通过《封神演义》等民间文学与传说，而变得家喻户晓。故事的内容，也非常贴合中国乃至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主题：英明的领袖率领勇士，在神明的协助下，奋起反抗昏庸残暴的旧王朝君主，最终将其推翻，给世界带来了安宁与和平。

不过，本书作者李硕指出，刨除神话传说的成分，西周对商朝的取代，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简单的王朝政权更迭，更是华夏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商王朝的秩序与文化，在后世的中国，并未留下太多影响与痕迹，反而是替代它的周，系统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和社会秩序架构，这在漫长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简要介绍下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回溯下商王朝与商人的历史，复原下它独特而残忍的宗教祭祀文化与扩张传统的起源。其次，我们再顺着作者李硕的研究与叙述，来回顾下周人在今天的陕西，如何崛起壮大。在第三部分中，我再来为你简单讲讲周人是如何通过联络盟友，壮大实力，实现了灭商的壮举。最后，在结语中，我再为你梳理下本书的梗概，以及西周建立后，如何有步骤、系统性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且改写了华夏古老文明的基因与性格。

1959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经过多次发掘发现：墓葬坑被分为3层，一共埋葬了73名死者。 根据对遗骸的分析，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甚至婴儿；他们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分成三批处死，尸体上被覆盖以朱砂粉、掺杂着炭灰的土壤和粟米。另外，墓葬坑里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被打碎的陶器。根据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这些死者是商朝末年，居住在殷都的贵族戍嗣子一家。戍嗣子一家遭遇灭门惨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生前触怒了纣王，从而被残暴的纣王当作向神明献祭的祭品——人牲，而惨遭屠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析说，根据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被献祭的人牲，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神灵和祖先。

更恐怖的是，在殷墟遗址的各个地点，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一千多座规模不一的人祭掩埋坑，基本每个坑里，都有十名左右的遇难者遗骸。从这个数字，我们今天可以推算出，这种残酷的杀人祭祀传统，在商王朝时代的流行程度。

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和民间传说中，纣王，作为商王朝的末代君主和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性格残暴、喜好杀戮，对自己属下的贵族大臣也毫不留情，而戍嗣子全家遭遇的悲惨命运，也成为历史上纣王真实暴行的一个有力证据 。然而，纣王的残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商王朝的宗教祭祀的固有习俗，后人对这种血腥传统知之甚少，才会把它归咎于末代君王的性格缺陷。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商朝是我国古代史中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生机勃勃的时代，但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一面？实际上，在人类不同地区文明的早期阶段，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以人作为祭祀品，取悦神明的习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特征所决定的。以我们中国境内为例，从新石器中晚期，也就是距今大约6000年前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个早期文明遗迹中，就开始出现了人祭行为。随着这些早期人类聚居地演化成最早的邦国，人祭行为的规模也逐渐变大，终于在商朝登峰造极。

建立商朝的商民族从哪里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迄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在本书中，作者李硕认为，一些中华文明早期的历史记载，虽然近乎神话，但至少包含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在《诗经》里，商民族的祖先，是一位名叫简狄的女子，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来自神鸟，叫玄鸟的卵，于是生下了儿子契。

契是一位能干的部落领袖，他后来率领自己的亲属和部众，脱离了母亲的部族，来到今天河南境内的商丘定居。于是，这个新生的部落，就依据地名，称自己为“商人”：他们崇拜的图腾是鸟，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皇帝的帝。在传说中，从第一代首领“契”到灭掉夏朝，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商人一共有14任部落领袖，先后迁移居所达八次之多。总体来看，商人的迁移方向，是一路向北。

说到商人安身立命的特长，是游牧和贸易，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做买卖的，也会被称为“商人”。当然，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种迁移并不是一帆风顺与和平的，沿途必定和遇到的部落产生过各种流血冲突。

商朝取代夏朝之后，立刻显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作者李硕介绍说，开国二百年后，商王朝的统治疆域，已经是夏朝的十倍以上，从这个层面来说，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首先，商王朝堪称上古时期的“基建狂魔”。在暂时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头的同时，商王朝立刻开工修建了两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南偃师和郑州，它们都有高大的城墙、宫殿，以及兴旺繁荣的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作坊，寿命都有两百年左右，是商代前期的统治中心。

此外，商民族在迁徙之余，逐渐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这套文字不仅用来交流与记事，也被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进行占卜，这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

随后，商王朝开始了迅猛的对外扩张。由于自身多次迁移，又擅长贸易，所以商人对于早期中原核心文化区，以及周边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商朝的军队，可以做长期行军，远征遥远的周边部落，往返一次要花费几个月之久。另外，商人进一步发展了青铜铸造技术，也带来了粟和小麦，让自己的农业作物生产结构，更为均衡多样化。先进的农业和冶炼技术，意味着商朝军队能够拥有碾压对手的兵器，以及支持更多人口和兵员的粮食，所以，商王朝的势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内。

大约从开国后七十年起，在偃师和郑州这两座早期商朝中心城市里，就出现了宗教祭祀中大规模杀戮活人为祭品的行为。 作者李硕综合了现有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得出结论说，在当时的社会文明水平下，人祭，是一种快速构建族群自我认同的宗教仪式。简单来说，使用活人做祭祀的一方，是作为统治者和霸主的商人族群，而被当作祭品，被牺牲的，则是被征服和统治的一方，也就是身份低下的“外族人”。通过战争征服周边民族，再把战俘当作祭品献给自己的神明和祖先，这种行为同时是商民族显示自身优越性和统治资格，获取神明保佑的方式。

和后世大多数宗教不同，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道德观非常独特，他们认为，世界是冷酷的，充斥着暴力和不确定因素，自己信奉的鬼神和祖先，只会和自己沟通，它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会随时随意给人类降下灾祸。所以，为了让鬼神和祖先满意，必须频繁开展宗教祭祀活动，以活人作为奉献，才能让它们满意，继续庇佑自己。

王朝的扩张，必然给早期国家带来更多的征战和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客观上必须增强王权，让新兴的早期国家如同身之使臂，统一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世俗行政管理的王权，也就逐渐压制了代表神权，掌控宗教活动的祭司集团。所以，商代的活人献祭仪式，也逐渐被王室所垄断。可以说，人祭和战争，成了维系商王朝统治和权威的两根支柱，扩张战争带来了更多的俘虏，而源源不断地将俘虏作为献祭的牺牲，则保证了商王朝在统治和战争中继续获得神明和祖先的保佑。

根据《史记》记载，到了第十任商王仲丁统治期间，商朝内部发生了一场旷日已久的内乱，被称为“九世之乱”。 最终，第十九任商王盘庚决定，把都城前往殷都，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过的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商王朝历史的后半段，也就是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商朝也被称为“殷商”，或“晚商”。

商王朝之所以在存续的五六百年里，能持续保持对外扩张，压制周边部落的势头，主要在于两次重大的技术输入。第一次，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而发生在晚商的第二次技术输入，主角则是战车，就是轻便的双轮马车。 战车，最初诞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南俄草原，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那里的游牧民族驯化培育出了更高大、奔跑更迅捷的马匹，并设计出了轻便的辐条式车轮。稍后，在欧亚大草原上，一种使用多种木料制成，威力更大的弓——复合弓也出现了。战车和复合弓的结合，顿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能够迅速掌握这两项技术的文明，就能在战争中拥有碾压性的优势。

2001年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贵族墓葬，墓主人是一位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贵族男性，根据出土铭文，他的氏族被称为“亚长”。在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比如长矛、戈、大刀，以及被称为“钺”的青铜大斧和青铜铸造的箭头。另外，墓里还有六件战车上用于操纵缰绳、解放双手的用具，叫“弓形器”，这说明墓主人麾下，至少拥有六辆马拉战车。

当然，在“亚长”的墓穴中，也有被杀死后强迫殉葬的人，人数多达15名。其中有一名女性，很可能来自“东夷”，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地区。这说明，“亚长”可能生前参加过商王朝远征东夷的战役，带回了一些俘虏，最终在“亚长”的葬礼上，这些人被杀死作为陪葬 。

在第22任商代君王武丁继位之后，商王朝的对外扩张，很快就迎来了一轮全新的高峰。这一次，扩张的主要方向是西方的晋南和关中盆地。对于新近征服的地区，不仅要选派贵族，建立诸侯国领地来实施统治，也要对新近征服的各部落进行怀柔，把他们变成商王朝的附庸，平时交纳贡品，征战时出兵支援。

1985年以来， 考古学家在今天西安市灞桥区的老牛坡，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市遗址。根据出土文物和甲骨文综合判断，这里很可能就是商王武丁分封的诸侯国“崇国”的首都。崇国的统治者，爵位为“侯”，也被称为崇侯。第一代崇侯，名字叫“虎”，老虎的虎。

说到这里，可能看过《封神演义》的用户都能想到，在小说里，商纣王手下有一个助纣为虐的奸臣，就叫崇侯虎，曾经为纣王修建鹿台。在《史记》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崇侯虎的诬告，让纣王决定把周文王周昌囚禁在羑里。当然，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崇侯虎建立崇国的年代，在商王武丁时期，比周文王早了将近两百年。诬告周昌的那个崇侯，可能是他的子孙，不过由于崇侯虎的名气太大，所以在后世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里，也就直接用崇侯虎来指代历代崇侯了。

崇国的作用，在于充当商王朝抵御外来入侵的盾牌和对外扩张的桥头堡。崇国建立后，就为商王立下了一件大功，那就是招降了一个北方的山地部族。由于生活在今天陕西周原地区，而被称为周人。然而崇侯和商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自称为“周”的部落，最终变成了灭亡自己的掘墓人。

周人的祖先，是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外围，被视为“野蛮人”的羌民族。证据就是，在传说中，周部落有位女性祖先，称为姜嫄。“姜”这个姓氏原本的含义，就是羌族女性。

近代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记》中周人早期的活动足迹。在商朝前期，商朝的军队在军事扩张中，就打到了周人的栖息地，为了避免征服带来的杀戮，周人的祖先曾经被迫向北迁移， 到了今天咸阳长武县附近的碾子坡，通过贸易，用牲畜向商朝换来了各种生存必需的商品和青铜器制造技术，直到纣王的曾祖父武乙继位，周人才重新返回了周原定居。

综合《诗经》《易经》等文献的记载，这次回迁的原因，可能就是崇侯对周人进行了招安。周人的首领亶父，还在崇侯的安排指引下，在周原朝见了前来巡视的武乙。从此，周人，就成为商王朝在西部边疆的附庸。

作者李硕总结说，商人与周人的文化性格，截然相反。商人的性格直率冲动，思维灵敏跳跃，行动大胆，对自己有无比的自信。但周人的性格截然相反，长期作为商朝附庸，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隐忍含蓄，谨慎小心，注重集体，警惕一切来自外界的变化，总是担心忧患和灾难会不期而至。 后来，随着商周之变，周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诗经》曾歌颂亶父早早就有了取代商朝的志向，所谓“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后世的美化。周人非但没有正面挑战商朝的实力，而且还为了获得了商王的认可，要肩负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定期捕捉周边的羌人，献给商王，用来作为活人祭祀的牺牲。

虽然商代的甲骨文献，已经随着商朝的覆灭而被销毁殆尽。但对于这件事，《易经》中还是留下了诸多记载。比如，一个“孚”字，就在其中频频出现。后世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就考证说，这个孚字，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同一只手抓住一个儿童，和俘虏的“俘”，其实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俘获，而且特指捉来用作献祭的人。而作者李硕认为，“孚”字之所以在《易经》中频繁出现，就是周人需要经常占卜，来预测每一次出征作战的手气，目的是尽量多抓俘虏，献给商王。

在这种为宗主持续掠夺人口的战争中，周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也逐渐变得骁勇善战。亶父的儿子季历，甚至能迎娶一位来自商朝的公主作为妻子。虽然这位妻子不是血统高贵的王族，但说明，周人渴望通过联姻，借势立威，接受商朝的教化。

一转眼，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时代。根据陕西周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显示，此时，由于周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文王不仅能够觐见前来巡视的纣王，还获得了押送俘虏前往殷都的机会。

在殷都，周文王从商朝贵族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当时的高科技——六十四卦占卜技术，也就是易卦。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易卦只需要使用几十根草棍进行数字推演就可以，相对简单。 在此基础上，文王试图自行发展出一套更完善复杂的预测体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殷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就被纣王投入了羑里监狱，差点也沦为被献祭的活人祭品。

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文王这场牢狱之灾，是由于崇侯在纣王面前的诬告，但真相究竟如何，现今已经无法考证。作者李硕根据甲骨文资料，提出一个解释，说文王因为主动结交了当朝贵族，纣王的叔叔箕子，可能卷入了商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因此招来了灾难。

周文王在监狱里待了多久？古代文献中说法不一，有的说三年，有的说七年。后世一些思想家还称赞文王在监狱中镇定自若，坚持完成了《易经》的写作。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可能是，由于身处监牢，又不断目睹同监狱的囚犯被当作祭祀的牺牲品，文王就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而人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拼命地寻求对命运的掌控感，哪怕是一丝也好。这种恐慌，很可能是文王在监狱中努力写作和频繁占卜，进行验证的最大动力。所以，《易经》中“坎卦”和“困卦”的内容，大多与牢狱生活相关，估计也来自文王在囚禁中的所见所闻。

不过，周文王的最终获释，和他日夜不停地占卜关系不大，却要归功于周人贵族的上下打点和游说。根据《易经》的记载，得悉父亲被囚禁后，文王的儿子们也来到殷都，到处找关系，力争让父亲获释。

有意思的是，《封神演义》里著名的反派，被后世描绘为狐狸精的苏妲己，可能还为文王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作者李硕从《左传》和《史记》里分别发现了一段史料：苏妲己，是商朝附庸小国苏国的公主。纣王讨伐苏国，苏国国君被迫降服，把她献给了纣王。在周武王灭商后，苏国的国君苏忿生，还得到了武王的重用。作者李硕分析说，有一种可能，就是文王的家人，通过苏国国君的关系，贿赂了妲己，最终见到了纣王，献上了各种珍宝和贡品，促成了文王的获释。另外，商朝灭亡后，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留在殷都，担任周朝的附庸，治理降服的商人。而这个武庚，很可能也是苏妲己的儿子。

文王获得自由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情，坚定了他灭亡商朝，取而代之的决心。第一件，是他从自己苦心创造的《易经》占卜体系中，得出一个结论：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周而复始的。既然曾经弱小的商部落，可以取代夏朝，变得无比强大，那么同样，眼前强大的商王朝，也可以被相对弱小的反抗者所推翻。另外，鬼神不可能无限庇佑一个固定的王朝或者部族，它们随时可以更换垂青的对象。

而第二件事，就是儿子伯邑考的惨死。读过《封神演义》的用户可能都知道，在小说中，伯邑考因为拒绝了妲己的勾引，而被后者诬陷，从而让纣王下令，把他做成了肉饼赏赐给文王，强迫他食用。然而，作者李硕认为，在历史现实中，真相却是，纣王一方面为了笼络文王，给了他一个“方伯 ”的外围诸侯头衔，但另一方面，纣王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传统，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祭典，作为册封仪式的组成部分。在祭典上，纣王下令杀死了身份高贵的伯邑考，当作祭品，然后命令全体参与者分享。无疑，周文王本人和其他在殷都的亲族，都被迫参加了祭典，行礼如仪。

在这场血腥的祭典完成后，纣王允许周文王父子返回封地，继续为自己效力。不过，在离开之前，文王在殷都遇到了辅佐自己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要人物。听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说：“姜太公出场了！” 没错，不过由于商周之际，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对他早年的经历所知不多。姜太公，他的姓名叫姜尚，又叫吕尚。前面说过，姜这个族姓，是羌民族特有的。但在当时，族姓只能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姜太公，应该属于羌人中的某个吕氏部落。在《史记》里，司马迁说姜太公的故乡在东海，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这其实是一种误传，原因是西周建立之后，立下了卓越功勋的姜太公被册封到了山东，所以误导了司马迁。

那么，在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姜太公在干什么呢？史书上说，他在殷都当屠夫，在当时这是个非常低贱的职业。我们前面说过，为了祭祀鬼神和先祖，商王要频繁地举办各种祭典，祭典上的牺牲，除了活人，还有大量的牲畜。1986年，考古学家在殷墟宫殿区附近，发现过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里面全是猪牛狗等动物的骨骸。这些骨骸，就是历代商王祭祀的遗物。同时，在骨料坑旁边，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墓主人，可能就是这些从事屠宰工作的人。

作者李硕分析说，在《易经》“暌卦”里，有一段混乱和诡异的记载，仿佛描述的就是文王和姜尚在殷都屠宰场附近的街巷中相遇的场景。虽然细节不得而知，但姜尚和文王一见如故，并达成了共识。姜尚的女儿邑姜，成了文王之子周发 ，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的妻子。作为交换，姜尚不仅要为文王未来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还要回到自己的故土，去游说自己的羌人同胞，参加文王未来的反商军事政治联盟。

在一起返回周国领地后，姜太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作者李硕说，姜尚为文王提供的用兵权谋，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他作为卓越的军事谋略家的形象，却由此定型。后世战国秦汉时代问世的一些著名兵书，比如《六韬》《太公兵法》，都被假托出自姜尚的手笔。

同时，为了让自己的部众和盟友相信，反商大业，是得到鬼神眷顾的，所以周文王在这个时段，还进行了一场宗教宣传活动。毕竟，打仗，首先需要一场彻底的动员。于是，文王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这个概念，本身来自商人的宗教系统，但文王宣称，“上帝”是独一无二、全能的至尊神，不仅仅是商王朝的保护者。“上帝”，居住在天界，俯瞰人间，听取人们的祈祷和呼唤，会奖励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而惩罚背弃那些作恶、违背自己意志的人。

文王这种苦心塑造的宗教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在《诗经·大雅》里有一首“皇矣”，就说得非常直白：这位“上帝”能够和文王进行沟通，发布指示，从而让文王和血缘家族，也有了某种神圣的色彩。李硕说，只有这样，文王才能说服自己的部民和盟友，坚定地追随自己。

随后，周就开始了频繁的扩张。根据《史记》的记载，有了纣王赏赐的“西伯”头衔，文王就成为一方霸主，能够仲裁周边小国之间的争端，又出兵讨伐，吞并了密国、黎国、邘国 等小国，还灭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崇国。其中，邘国位于今天的河南沁阳，这里距离商朝的殷都，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

灭亡崇国的第二年，年迈的文王去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武王周昌。此时的周，已经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的一部分，国力强大。

那么，纣王为何对周的扩张听之任之？毕竟，从武王继位到灭商，间隔只有短短的四到五年。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后代的学者只能进行各种推测，比如纣王正在忙于讨伐南方的当地部落，并且深入到了山东南部甚至江苏一带。这场规模庞大的远征，肯定投入了商朝相当大的兵力与其他资源，起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纣王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当时中原产生了异常气候变迁，气温下降，严重影响了商人赖以为生的农耕与畜牧业，也许纣王也想和先祖盘庚一样，将统治中心向南迁移。

正是因为规模庞大的南征，使得商朝核心统治区内兵力空虚。所以周武王在继位后第二年，就发动了征讨纣王的军事行动，公开决裂。周国的大军沿着豫西古道前进，抵达了洛阳北部黄河边的重要渡口孟津。根据《史记》的记载，周武王在这里会盟各方诸侯，前来呼应的有八百家之多。当然，这是在用春秋时代的场景来进行想象比附。实际上，这些所谓诸侯，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原始部落，每个部落人口不过数千，能提供的兵力也就是区区数百。

周军在孟津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可能是在造船准备渡河，顺便等待赶来的其他盟军。到了一月初，武王的大军就开始渡河。据说，船只行驶到河中央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之中，武王亲手用它祭祀上天，祈求战胜；而渡河之后，又有耀眼的火光从天而降，停留在武王的帐篷上方，变幻成红色的飞鸟形状。这一切，都被看作大吉大利的象征。

此次出兵，也许是因为武王觉得兵力尚不足灭商，所以并没有攻向殷都，而是铲除了一些商朝的附庸，随后武王就班师回朝。但作者李硕分析说，在当时的殷都，宫廷内斗已经激化，很多商代高级贵族相信，纣王已经不能正常履行统治的职责，可能已经在酝酿政变，从而导致比干这样的重臣，被纣王变成了祭祀牺牲，以残忍的方式杀害，甚至一部分人干脆直接出逃，投奔武王。

于是，在孟津会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再次起兵东征，这一次声势更加浩大：根据《史记》记载，连同盟军在内，武王麾下兵力有四万五千人，战车三百辆，一路势如破竹。在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武王的军队就到达了殷都南郊的牧野。

次日，决战降临。周军面对的商军，据称达到七十万人，这无疑是一种过度的夸大，但商军的实际兵力，应该是占优势的。据说，面对敌众我寡，年过六十的太公姜尚首先率领部下，以必死的决心，冲向敌军的阵线，然后武王本人也率领三百辆战车倾巢出动，跟随在自己的老师后面作为增援。

然而，神奇的剧变发生了：商朝大军突然崩溃瓦解，并开始自相残杀。后世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有各种解释，比如此刻的商朝大军主力还在南方，这支仓促组织的部队，大多是卑微的奴隶，他们对纣王的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又有学者说，商朝军中已经有一些人与武王做好了约定，里应外合，倒戈相向。总之，预计漫长的战斗，在一个上午就宣告结束，纣王兵败如山倒。在逃回殷都之后，他登上了鹿台，把宫殿里珍贵的宝物齐聚身边，然后自焚而死。

在后人看来，纣王的死，是一种穷途末路下的无奈，但作者李硕说，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这是战败的纣王进行的最高规格祭典，他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了鬼神和先祖。

好了，这本《翦商》的主要内容，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李硕综合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古代文献与历史记载，以及考古学研究报告，努力还原了商周之变，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全过程。作者的笔触，如同一部高精度的电影镜头，带领我们掠过了千年的时光，从规模宏大的商朝殷都，再到周人栖息的莽莽周原，展示了商人和周人这两个性格与习俗截然相反的部落，各自崛起与争霸的全过程，重演了一部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早期的史诗画卷。

作者李硕说，牧野之战的胜利，虽然让武王的大军能够进入殷都，但这仅仅只具备某种象征性意义。之后，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耗费了漫长的时间与精力，才对商王朝旧有领土实现了有效控制，重新安置了商王朝数量众多的遗民，并出台了全新的宗教、政治与社会制度。可以说，商周之变，不仅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王朝更迭，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升级重置。

根据史书记载，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就骤然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成为摄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进行统治。 可以说，周公旦，是西周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首席设计师。

周公主政的前三年，主要是平定了一场周王朝内部贵族勾结商朝残余势力的叛乱，随后，开始分封周王的亲族与灭商的功臣到各地当诸侯，防止商朝势力死灰复燃，巩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这就宣告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诞生。

其次，为了彻底向天下宣布，神明也遗弃了被灭亡的商朝，周公实现了武王的遗愿，拆毁了殷都，并在原有的都城镐京之外，营建了第二个都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1963年，在宝鸡，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里，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就要居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天下的中心”。这也是“中国”这个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尽管它当时的定义，还仅仅只限于西周王朝能够直接统治的河洛与关中地区。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周武王曾经想过，在洛邑建成后，按照商代习俗，将大批商朝遗民作为牺牲，奉献给神明，来保佑新都城的长治久安，但周公并没有遵从这个决定。在周公看来，如果这样做，首先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残忍，会失掉商朝遗民的拥戴。其次周代的新宗教观念还没有完全成型，而商朝那一套人祭宗教理念，也不能被重新拿出来使用。所以，他提出，治理天下，固然要敬重神明，但世俗的规范也必不可少。这个周公构思的规范，就是构建日后中华传统文明的关键概念“德”。

在周公乃至后世的历代王朝统治者眼里：德，是所有人在世间生活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与秩序，包括中正谦逊、宽宏温直等等。天上的神明，会不问身份和种族，保佑所有“有德”之人，遗弃惩罚那些失德之人。

所以，在洛邑新城的落成典礼上，往日恐怖的集体人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猪牛羊这些寻常动物。在各种周代文献记载中，几乎所有关于商代人祭宗教传统的记载也都被仔细抹去，那种残酷的行为，被重新解释为纣王个人的残暴。同时，周代王室贵族还被鼓励和商代贵族遗民通婚，通过这种柔性文化融合，消除潜在的反抗隐患。

自此，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逐渐取代了商朝以人祭为基础的鬼神文化；由周公首创，孔子发扬光大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代替了商朝几百年来的宗教神秘主义。两者叠加在一起，成为支撑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石。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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