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胖精选|“商周之变”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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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的精选分享给你的是一本听书,解读的是李硕老师的著作,叫《翦商》,讲的是3000多年前“商周之变”的这段历史,非常的精彩。这本书10月份刚刚出版,但是,我们预判它会是一本年度佳作,会被持续阅读和讨论。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听书解读人,本身也是名家,是我们的专职作者朱步冲老师,做过20多年的新闻主笔。年度好书加上名家解读,真的是妙不可言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朱步冲老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讲述的书,是青年历史学家李硕的《翦商》,副标题是“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

西周对于商朝的征服和取代,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初创期的一个重要节点事件。虽然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其有限,但这场历史变故,却通过《封神演义》等民间文学与传说,而变得家喻户晓。故事的内容,也非常贴合中国乃至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主题:英明的领袖率领勇士,在神明的协助下,奋起反抗昏庸残暴的旧王朝君主,最终将其推翻,给世界带来了安宁与和平。

不过,本书作者李硕指出,刨除神话传说的成分,西周对商朝的取代,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简单的王朝政权更迭,更是华夏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商王朝的秩序与文化,在后世的中国,并未留下太多影响与痕迹,反而是替代它的周,系统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和社会秩序架构,这在漫长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简要介绍下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回溯下商王朝与商人的历史,复原下它独特而残忍的宗教祭祀文化与扩张传统的起源。其次,我们再顺着作者李硕的研究与叙述,来回顾下周人在今天的陕西,如何崛起壮大。在第三部分中,我再来为你简单讲讲周人是如何通过联络盟友,壮大实力,实现了灭商的壮举。最后,在结语中,我再为你梳理下本书的梗概,以及西周建立后,如何有步骤、系统性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且改写了华夏古老文明的基因与性格。

1959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经过多次发掘发现:墓葬坑被分为3层,一共埋葬了73名死者。 根据对遗骸的分析,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甚至婴儿;他们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分成三批处死,尸体上被覆盖以朱砂粉、掺杂着炭灰的土壤和粟米。另外,墓葬坑里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被打碎的陶器。根据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这些死者是商朝末年,居住在殷都的贵族戍嗣子一家。戍嗣子一家遭遇灭门惨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生前触怒了纣王,从而被残暴的纣王当作向神明献祭的祭品——人牲,而惨遭屠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析说,根据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被献祭的人牲,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神灵和祖先。

更恐怖的是,在殷墟遗址的各个地点,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一千多座规模不一的人祭掩埋坑,基本每个坑里,都有十名左右的遇难者遗骸。从这个数字,我们今天可以推算出,这种残酷的杀人祭祀传统,在商王朝时代的流行程度。

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和民间传说中,纣王,作为商王朝的末代君主和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性格残暴、喜好杀戮,对自己属下的贵族大臣也毫不留情,而戍嗣子全家遭遇的悲惨命运,也成为历史上纣王真实暴行的一个有力证据 。然而,纣王的残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商王朝的宗教祭祀的固有习俗,后人对这种血腥传统知之甚少,才会把它归咎于末代君王的性格缺陷。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商朝是我国古代史中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生机勃勃的时代,但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一面?实际上,在人类不同地区文明的早期阶段,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以人作为祭祀品,取悦神明的习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特征所决定的。以我们中国境内为例,从新石器中晚期,也就是距今大约6000年前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个早期文明遗迹中,就开始出现了人祭行为。随着这些早期人类聚居地演化成最早的邦国,人祭行为的规模也逐渐变大,终于在商朝登峰造极。

建立商朝的商民族从哪里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迄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在本书中,作者李硕认为,一些中华文明早期的历史记载,虽然近乎神话,但至少包含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在《诗经》里,商民族的祖先,是一位名叫简狄的女子,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来自神鸟,叫玄鸟的卵,于是生下了儿子契。

契是一位能干的部落领袖,他后来率领自己的亲属和部众,脱离了母亲的部族,来到今天河南境内的商丘定居。于是,这个新生的部落,就依据地名,称自己为“商人”:他们崇拜的图腾是鸟,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皇帝的帝。在传说中,从第一代首领“契”到灭掉夏朝,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商人一共有14任部落领袖,先后迁移居所达八次之多。总体来看,商人的迁移方向,是一路向北。

说到商人安身立命的特长,是游牧和贸易,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做买卖的,也会被称为“商人”。当然,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种迁移并不是一帆风顺与和平的,沿途必定和遇到的部落产生过各种流血冲突。

商朝取代夏朝之后,立刻显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作者李硕介绍说,开国二百年后,商王朝的统治疆域,已经是夏朝的十倍以上,从这个层面来说,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首先,商王朝堪称上古时期的“基建狂魔”。在暂时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头的同时,商王朝立刻开工修建了两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南偃师和郑州,它们都有高大的城墙、宫殿,以及兴旺繁荣的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作坊,寿命都有两百年左右,是商代前期的统治中心。

此外,商民族在迁徙之余,逐渐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这套文字不仅用来交流与记事,也被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进行占卜,这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

随后,商王朝开始了迅猛的对外扩张。由于自身多次迁移,又擅长贸易,所以商人对于早期中原核心文化区,以及周边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商朝的军队,可以做长期行军,远征遥远的周边部落,往返一次要花费几个月之久。另外,商人进一步发展了青铜铸造技术,也带来了粟和小麦,让自己的农业作物生产结构,更为均衡多样化。先进的农业和冶炼技术,意味着商朝军队能够拥有碾压对手的兵器,以及支持更多人口和兵员的粮食,所以,商王朝的势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内。

大约从开国后七十年起,在偃师和郑州这两座早期商朝中心城市里,就出现了宗教祭祀中大规模杀戮活人为祭品的行为。 作者李硕综合了现有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得出结论说,在当时的社会文明水平下,人祭,是一种快速构建族群自我认同的宗教仪式。简单来说,使用活人做祭祀的一方,是作为统治者和霸主的商人族群,而被当作祭品,被牺牲的,则是被征服和统治的一方,也就是身份低下的“外族人”。通过战争征服周边民族,再把战俘当作祭品献给自己的神明和祖先,这种行为同时是商民族显示自身优越性和统治资格,获取神明保佑的方式。

和后世大多数宗教不同,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道德观非常独特,他们认为,世界是冷酷的,充斥着暴力和不确定因素,自己信奉的鬼神和祖先,只会和自己沟通,它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会随时随意给人类降下灾祸。所以,为了让鬼神和祖先满意,必须频繁开展宗教祭祀活动,以活人作为奉献,才能让它们满意,继续庇佑自己。

王朝的扩张,必然给早期国家带来更多的征战和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客观上必须增强王权,让新兴的早期国家如同身之使臂,统一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世俗行政管理的王权,也就逐渐压制了代表神权,掌控宗教活动的祭司集团。所以,商代的活人献祭仪式,也逐渐被王室所垄断。可以说,人祭和战争,成了维系商王朝统治和权威的两根支柱,扩张战争带来了更多的俘虏,而源源不断地将俘虏作为献祭的牺牲,则保证了商王朝在统治和战争中继续获得神明和祖先的保佑。

根据《史记》记载,到了第十任商王仲丁统治期间,商朝内部发生了一场旷日已久的内乱,被称为“九世之乱”。 最终,第十九任商王盘庚决定,把都城前往殷都,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过的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商王朝历史的后半段,也就是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商朝也被称为“殷商”,或“晚商”。

商王朝之所以在存续的五六百年里,能持续保持对外扩张,压制周边部落的势头,主要在于两次重大的技术输入。第一次,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而发生在晚商的第二次技术输入,主角则是战车,就是轻便的双轮马车。 战车,最初诞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南俄草原,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那里的游牧民族驯化培育出了更高大、奔跑更迅捷的马匹,并设计出了轻便的辐条式车轮。稍后,在欧亚大草原上,一种使用多种木料制成,威力更大的弓——复合弓也出现了。战车和复合弓的结合,顿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能够迅速掌握这两项技术的文明,就能在战争中拥有碾压性的优势。

2001年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贵族墓葬,墓主人是一位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贵族男性,根据出土铭文,他的氏族被称为“亚长”。在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比如长矛、戈、大刀,以及被称为“钺”的青铜大斧和青铜铸造的箭头。另外,墓里还有六件战车上用于操纵缰绳、解放双手的用具,叫“弓形器”,这说明墓主人麾下,至少拥有六辆马拉战车。

当然,在“亚长”的墓穴中,也有被杀死后强迫殉葬的人,人数多达15名。其中有一名女性,很可能来自“东夷”,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地区。这说明,“亚长”可能生前参加过商王朝远征东夷的战役,带回了一些俘虏,最终在“亚长”的葬礼上,这些人被杀死作为陪葬 。

在第22任商代君王武丁继位之后,商王朝的对外扩张,很快就迎来了一轮全新的高峰。这一次,扩张的主要方向是西方的晋南和关中盆地。对于新近征服的地区,不仅要选派贵族,建立诸侯国领地来实施统治,也要对新近征服的各部落进行怀柔,把他们变成商王朝的附庸,平时交纳贡品,征战时出兵支援。

1985年以来, 考古学家在今天西安市灞桥区的老牛坡,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市遗址。根据出土文物和甲骨文综合判断,这里很可能就是商王武丁分封的诸侯国“崇国”的首都。崇国的统治者,爵位为“侯”,也被称为崇侯。第一代崇侯,名字叫“虎”,老虎的虎。

说到这里,可能看过《封神演义》的用户都能想到,在小说里,商纣王手下有一个助纣为虐的奸臣,就叫崇侯虎,曾经为纣王修建鹿台。在《史记》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崇侯虎的诬告,让纣王决定把周文王周昌囚禁在羑里。当然,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崇侯虎建立崇国的年代,在商王武丁时期,比周文王早了将近两百年。诬告周昌的那个崇侯,可能是他的子孙,不过由于崇侯虎的名气太大,所以在后世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里,也就直接用崇侯虎来指代历代崇侯了。

崇国的作用,在于充当商王朝抵御外来入侵的盾牌和对外扩张的桥头堡。崇国建立后,就为商王立下了一件大功,那就是招降了一个北方的山地部族。由于生活在今天陕西周原地区,而被称为周人。然而崇侯和商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自称为“周”的部落,最终变成了灭亡自己的掘墓人。

周人的祖先,是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外围,被视为“野蛮人”的羌民族。证据就是,在传说中,周部落有位女性祖先,称为姜嫄。“姜”这个姓氏原本的含义,就是羌族女性。

近代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记》中周人早期的活动足迹。在商朝前期,商朝的军队在军事扩张中,就打到了周人的栖息地,为了避免征服带来的杀戮,周人的祖先曾经被迫向北迁移, 到了今天咸阳长武县附近的碾子坡,通过贸易,用牲畜向商朝换来了各种生存必需的商品和青铜器制造技术,直到纣王的曾祖父武乙继位,周人才重新返回了周原定居。

综合《诗经》《易经》等文献的记载,这次回迁的原因,可能就是崇侯对周人进行了招安。周人的首领亶父,还在崇侯的安排指引下,在周原朝见了前来巡视的武乙。从此,周人,就成为商王朝在西部边疆的附庸。

作者李硕总结说,商人与周人的文化性格,截然相反。商人的性格直率冲动,思维灵敏跳跃,行动大胆,对自己有无比的自信。但周人的性格截然相反,长期作为商朝附庸,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隐忍含蓄,谨慎小心,注重集体,警惕一切来自外界的变化,总是担心忧患和灾难会不期而至。 后来,随着商周之变,周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诗经》曾歌颂亶父早早就有了取代商朝的志向,所谓“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后世的美化。周人非但没有正面挑战商朝的实力,而且还为了获得了商王的认可,要肩负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定期捕捉周边的羌人,献给商王,用来作为活人祭祀的牺牲。

虽然商代的甲骨文献,已经随着商朝的覆灭而被销毁殆尽。但对于这件事,《易经》中还是留下了诸多记载。比如,一个“孚”字,就在其中频频出现。后世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就考证说,这个孚字,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同一只手抓住一个儿童,和俘虏的“俘”,其实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俘获,而且特指捉来用作献祭的人。而作者李硕认为,“孚”字之所以在《易经》中频繁出现,就是周人需要经常占卜,来预测每一次出征作战的手气,目的是尽量多抓俘虏,献给商王。

在这种为宗主持续掠夺人口的战争中,周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也逐渐变得骁勇善战。亶父的儿子季历,甚至能迎娶一位来自商朝的公主作为妻子。虽然这位妻子不是血统高贵的王族,但说明,周人渴望通过联姻,借势立威,接受商朝的教化。

一转眼,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时代。根据陕西周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显示,此时,由于周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文王不仅能够觐见前来巡视的纣王,还获得了押送俘虏前往殷都的机会。

在殷都,周文王从商朝贵族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当时的高科技——六十四卦占卜技术,也就是易卦。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易卦只需要使用几十根草棍进行数字推演就可以,相对简单。 在此基础上,文王试图自行发展出一套更完善复杂的预测体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殷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就被纣王投入了羑里监狱,差点也沦为被献祭的活人祭品。

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文王这场牢狱之灾,是由于崇侯在纣王面前的诬告,但真相究竟如何,现今已经无法考证。作者李硕根据甲骨文资料,提出一个解释,说文王因为主动结交了当朝贵族,纣王的叔叔箕子,可能卷入了商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因此招来了灾难。

周文王在监狱里待了多久?古代文献中说法不一,有的说三年,有的说七年。后世一些思想家还称赞文王在监狱中镇定自若,坚持完成了《易经》的写作。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可能是,由于身处监牢,又不断目睹同监狱的囚犯被当作祭祀的牺牲品,文王就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而人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拼命地寻求对命运的掌控感,哪怕是一丝也好。这种恐慌,很可能是文王在监狱中努力写作和频繁占卜,进行验证的最大动力。所以,《易经》中“坎卦”和“困卦”的内容,大多与牢狱生活相关,估计也来自文王在囚禁中的所见所闻。

不过,周文王的最终获释,和他日夜不停地占卜关系不大,却要归功于周人贵族的上下打点和游说。根据《易经》的记载,得悉父亲被囚禁后,文王的儿子们也来到殷都,到处找关系,力争让父亲获释。

有意思的是,《封神演义》里著名的反派,被后世描绘为狐狸精的苏妲己,可能还为文王的获释出过一份力。作者李硕从《左传》和《史记》里分别发现了一段史料:苏妲己,是商朝附庸小国苏国的公主。纣王讨伐苏国,苏国国君被迫降服,把她献给了纣王。在周武王灭商后,苏国的国君苏忿生,还得到了武王的重用。作者李硕分析说,有一种可能,就是文王的家人,通过苏国国君的关系,贿赂了妲己,最终见到了纣王,献上了各种珍宝和贡品,促成了文王的获释。另外,商朝灭亡后,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留在殷都,担任周朝的附庸,治理降服的商人。而这个武庚,很可能也是苏妲己的儿子。

文王获得自由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情,坚定了他灭亡商朝,取而代之的决心。第一件,是他从自己苦心创造的《易经》占卜体系中,得出一个结论: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周而复始的。既然曾经弱小的商部落,可以取代夏朝,变得无比强大,那么同样,眼前强大的商王朝,也可以被相对弱小的反抗者所推翻。另外,鬼神不可能无限庇佑一个固定的王朝或者部族,它们随时可以更换垂青的对象。

而第二件事,就是儿子伯邑考的惨死。读过《封神演义》的用户可能都知道,在小说中,伯邑考因为拒绝了妲己的勾引,而被后者诬陷,从而让纣王下令,把他做成了肉饼赏赐给文王,强迫他食用。然而,作者李硕认为,在历史现实中,真相却是,纣王一方面为了笼络文王,给了他一个“方伯 ”的外围诸侯头衔,但另一方面,纣王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传统,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祭典,作为册封仪式的组成部分。在祭典上,纣王下令杀死了身份高贵的伯邑考,当作祭品,然后命令全体参与者分享。无疑,周文王本人和其他在殷都的亲族,都被迫参加了祭典,行礼如仪。

在这场血腥的祭典完成后,纣王允许周文王父子返回封地,继续为自己效力。不过,在离开之前,文王在殷都遇到了辅佐自己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要人物。听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说:“姜太公出场了!” 没错,不过由于商周之际,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对他早年的经历所知不多。姜太公,他的姓名叫姜尚,又叫吕尚。前面说过,姜这个族姓,是羌民族特有的。但在当时,族姓只能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姜太公,应该属于羌人中的某个吕氏部落。在《史记》里,司马迁说姜太公的故乡在东海,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这其实是一种误传,原因是西周建立之后,立下了卓越功勋的姜太公被册封到了山东,所以误导了司马迁。

那么,在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姜太公在干什么呢?史书上说,他在殷都当屠夫,在当时这是个非常低贱的职业。我们前面说过,为了祭祀鬼神和先祖,商王要频繁地举办各种祭典,祭典上的牺牲,除了活人,还有大量的牲畜。1986年,考古学家在殷墟宫殿区附近,发现过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里面全是猪牛狗等动物的骨骸。这些骨骸,就是历代商王祭祀的遗物。同时,在骨料坑旁边,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墓主人,可能就是这些从事屠宰工作的人。

作者李硕分析说,在《易经》“暌卦”里,有一段混乱和诡异的记载,仿佛描述的就是文王和姜尚在殷都屠宰场附近的街巷中相遇的场景。虽然细节不得而知,但姜尚和文王一见如故,并达成了共识。姜尚的女儿邑姜,成了文王之子周发 ,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的妻子。作为交换,姜尚不仅要为文王未来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还要回到自己的故土,去游说自己的羌人同胞,参加文王未来的反商军事政治联盟。

在一起返回周国领地后,姜太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作者李硕说,姜尚为文王提供的用兵权谋,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他作为卓越的军事谋略家的形象,却由此定型。后世战国秦汉时代问世的一些著名兵书,比如《六韬》《太公兵法》,都被假托出自姜尚的手笔。

同时,为了让自己的部众和盟友相信,反商大业,是得到鬼神眷顾的,所以周文王在这个时段,还进行了一场宗教宣传活动。毕竟,打仗,首先需要一场彻底的动员。于是,文王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这个概念,本身来自商人的宗教系统,但文王宣称,“上帝”是独一无二、全能的至尊神,不仅仅是商王朝的保护者。“上帝”,居住在天界,俯瞰人间,听取人们的祈祷和呼唤,会奖励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而惩罚背弃那些作恶、违背自己意志的人。

文王这种苦心塑造的宗教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在《诗经·大雅》里有一首“皇矣”,就说得非常直白:这位“上帝”能够和文王进行沟通,发布指示,从而让文王和血缘家族,也有了某种神圣的色彩。李硕说,只有这样,文王才能说服自己的部民和盟友,坚定地追随自己。

随后,周就开始了频繁的扩张。根据《史记》的记载,有了纣王赏赐的“西伯”头衔,文王就成为一方霸主,能够仲裁周边小国之间的争端,又出兵讨伐,吞并了密国、黎国、邘国 等小国,还灭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崇国。其中,邘国位于今天的河南沁阳,这里距离商朝的殷都,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

灭亡崇国的第二年,年迈的文王去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武王周昌。此时的周,已经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的一部分,国力强大。

那么,纣王为何对周的扩张听之任之?毕竟,从武王继位到灭商,间隔只有短短的四到五年。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后代的学者只能进行各种推测,比如纣王正在忙于讨伐南方的当地部落,并且深入到了山东南部甚至江苏一带。这场规模庞大的远征,肯定投入了商朝相当大的兵力与其他资源,起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纣王好大喜功,而是因为当时中原产生了异常气候变迁,气温下降,严重影响了商人赖以为生的农耕与畜牧业,也许纣王也想和先祖盘庚一样,将统治中心向南迁移。

正是因为规模庞大的南征,使得商朝核心统治区内兵力空虚。所以周武王在继位后第二年,就发动了征讨纣王的军事行动,公开决裂。周国的大军沿着豫西古道前进,抵达了洛阳北部黄河边的重要渡口孟津。根据《史记》的记载,周武王在这里会盟各方诸侯,前来呼应的有八百家之多。当然,这是在用春秋时代的场景来进行想象比附。实际上,这些所谓诸侯,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原始部落,每个部落人口不过数千,能提供的兵力也就是区区数百。

周军在孟津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可能是在造船准备渡河,顺便等待赶来的其他盟军。到了一月初,武王的大军就开始渡河。据说,船只行驶到河中央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之中,武王亲手用它祭祀上天,祈求战胜;而渡河之后,又有耀眼的火光从天而降,停留在武王的帐篷上方,变幻成红色的飞鸟形状。这一切,都被看作大吉大利的象征。

此次出兵,也许是因为武王觉得兵力尚不足灭商,所以并没有攻向殷都,而是铲除了一些商朝的附庸,随后武王就班师回朝。但作者李硕分析说,在当时的殷都,宫廷内斗已经激化,很多商代高级贵族相信,纣王已经不能正常履行统治的职责,可能已经在酝酿政变,从而导致比干这样的重臣,被纣王变成了祭祀牺牲,以残忍的方式杀害,甚至一部分人干脆直接出逃,投奔武王。

于是,在孟津会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再次起兵东征,这一次声势更加浩大:根据《史记》记载,连同盟军在内,武王麾下兵力有四万五千人,战车三百辆,一路势如破竹。在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武王的军队就到达了殷都南郊的牧野。

次日,决战降临。周军面对的商军,据称达到七十万人,这无疑是一种过度的夸大,但商军的实际兵力,应该是占优势的。据说,面对敌众我寡,年过六十的太公姜尚首先率领部下,以必死的决心,冲向敌军的阵线,然后武王本人也率领三百辆战车倾巢出动,跟随在自己的老师后面作为增援。

然而,神奇的剧变发生了:商朝大军突然崩溃瓦解,并开始自相残杀。后世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有各种解释,比如此刻的商朝大军主力还在南方,这支仓促组织的部队,大多是卑微的奴隶,他们对纣王的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又有学者说,商朝军中已经有一些人与武王做好了约定,里应外合,倒戈相向。总之,预计漫长的战斗,在一个上午就宣告结束,纣王兵败如山倒。在逃回殷都之后,他登上了鹿台,把宫殿里珍贵的宝物齐聚身边,然后自焚而死。

在后人看来,纣王的死,是一种穷途末路下的无奈,但作者李硕说,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这是战败的纣王进行的最高规格祭典,他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了鬼神和先祖。

好了,这本《翦商》的主要内容,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李硕综合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古代文献与历史记载,以及考古学研究报告,努力还原了商周之变,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全过程。作者的笔触,如同一部高精度的电影镜头,带领我们掠过了千年的时光,从规模宏大的商朝殷都,再到周人栖息的莽莽周原,展示了商人和周人这两个性格与习俗截然相反的部落,各自崛起与争霸的全过程,重演了一部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早期的史诗画卷。

作者李硕说,牧野之战的胜利,虽然让武王的大军能够进入殷都,但这仅仅只具备某种象征性意义。之后,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耗费了漫长的时间与精力,才对商王朝旧有领土实现了有效控制,重新安置了商王朝数量众多的遗民,并出台了全新的宗教、政治与社会制度。可以说,商周之变,不仅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王朝更迭,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升级重置。

根据史书记载,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就骤然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成为摄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进行统治。 可以说,周公旦,是西周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首席设计师。

周公主政的前三年,主要是平定了一场周王朝内部贵族勾结商朝残余势力的叛乱,随后,开始分封周王的亲族与灭商的功臣到各地当诸侯,防止商朝势力死灰复燃,巩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这就宣告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诞生。

其次,为了彻底向天下宣布,神明也遗弃了被灭亡的商朝,周公实现了武王的遗愿,拆毁了殷都,并在原有的都城镐京之外,营建了第二个都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1963年,在宝鸡,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里,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就要居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天下的中心”。这也是“中国”这个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尽管它当时的定义,还仅仅只限于西周王朝能够直接统治的河洛与关中地区。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周武王曾经想过,在洛邑建成后,按照商代习俗,将大批商朝遗民作为牺牲,奉献给神明,来保佑新都城的长治久安,但周公并没有遵从这个决定。在周公看来,如果这样做,首先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残忍,会失掉商朝遗民的拥戴。其次周代的新宗教观念还没有完全成型,而商朝那一套人祭宗教理念,也不能被重新拿出来使用。所以,他提出,治理天下,固然要敬重神明,但世俗的规范也必不可少。这个周公构思的规范,就是构建日后中华传统文明的关键概念“德”。

在周公乃至后世的历代王朝统治者眼里:德,是所有人在世间生活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与秩序,包括中正谦逊、宽宏温直等等。天上的神明,会不问身份和种族,保佑所有“有德”之人,遗弃惩罚那些失德之人。

所以,在洛邑新城的落成典礼上,往日恐怖的集体人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猪牛羊这些寻常动物。在各种周代文献记载中,几乎所有关于商代人祭宗教传统的记载也都被仔细抹去,那种残酷的行为,被重新解释为纣王个人的残暴。同时,周代王室贵族还被鼓励和商代贵族遗民通婚,通过这种柔性文化融合,消除潜在的反抗隐患。

自此,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逐渐取代了商朝以人祭为基础的鬼神文化;由周公首创,孔子发扬光大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代替了商朝几百年来的宗教神秘主义。两者叠加在一起,成为支撑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石。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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