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刷的这门课，是《董晨宇的传播学课》。你可别觉得传播学是一门很理论的学问，研究的都是传播媒介、传播规律这些遥远的东西。传播学的本质，是研究人与人如何连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主要的连接媒介，就是互联网。这门课的主讲人董晨宇老师是人大新闻学院的讲师，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贴近我们生活的网络传播问题。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我们一边拥抱互联网，一边把它视作洪水猛兽，时不时能听到大家议论互联网对生活的危害。比如，线上社交损害了真实关系，算法推荐让人们越来越割裂，网络成瘾伤害了我们的心理健康，等等。不过，在这门课里，董晨宇老师会用传播学的知识告诉你，互联网看似带来了一些困境，其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可怕，传播学会给你两个抓手。第一，让你从本质上认识这些困境；第二，让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第一个困境，“社交之困”。我们越来越沉迷社交媒体，会不会伤害真实生活中的关系？你可能立马想到了一些场景，比如朋友聚会，只是大家换了个地方刷微博刷朋友圈；再比如，放假了一家人坐在客厅，但谁也不理谁，每个人都只看自己的手机。
不光咱们普通人担心，学者也担心。有一项影响很大的研究，认为Facebook的重度用户会在家庭中感到孤独、关系疏远。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群体性孤独》，认为社交媒体让人越来越疏远了。
真的是这样吗？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远，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发达的服务网络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快节奏的生活留给社交的时间不多了等等，不能让社交媒体独自背锅。我们其实没法确定，到底是Facebook让用户和家人疏远了，还是家庭关系本来就疏远的人更喜欢用Facebook。另一项研究指出，现实生活中社交不足的人，会特别喜欢用Facebook，来弥补线下社交的匮乏。
董老师认为，很有可能，不是社交媒体让人们越走越远，而是社交媒体为越走越远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交选择。社交媒体是一种可以在“缺席”情况下还能完成的交流，是一种新的社交形态。
首先，它可以解决身体的缺席，让我们突破物理空间的障碍，随时连接彼此。其次，它解决了应答的缺席。对于不善交流的人来说，回应别人特别费劲，但社交媒体上，你看别人的朋友圈，默默了解别人的状态，没有必须回复的压力，这是“社恐”的救命稻草。最后，它还解决了互惠的缺席。在社交媒体上来往，不需要像现实生活中那么深入。就像我们经常说“点赞之交”，中国人的微信里平均有128个好友，要是和这些朋友挨个见面聊天维持关系，一圈下来得两个月，但朋友圈动动手点个赞，就能低成本、低干扰地完成交流，大大降低了社交成本。它给本就社交疏远的人们，提供了新的交往可能。
说完“社交之困”，我们来看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困境，“信息之困”。
你可能经常听到信息茧房这个词，意思是，算法会给每个人推荐他们愿意看到、愿意相信的信息和观点，长此以往，群体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交流越来越难。你可能也担心过，平台给我们猛烈推荐相似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再也收不到其他东西了？我们是不是被困在自己的茧房里，变得越来越狭隘？
董老师认为，情况远远没有我们想得严重，信息茧房确实存在，但不会导致极端的结果。
传播学的学者们对此做过不少实验。比如德国研究者建立了四个谷歌新闻的账号，并且给账号分别造了“人设”：一名老年保守派寡妇、一名50岁中产父亲、一名40岁事业型单身汉，还有一名30岁职业女性。他们用这四个账号不停地在谷歌新闻上搜索带有自己身份特征的关键词。训练结束后，再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当时新闻的关键词，结果发现，大家搜到的内容相似度非常高，个性化的结果只占2.5%，那种可怕的信息隔阂并不存在。
再比如，美国研究者直接找来了不同阵营的168位真实谷歌新闻用户，让他们去搜索关于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新闻，结果发现，大家搜索的内容也是高度相似。
你看，咱们以为人被算法彻底封闭，大家都只能看到自己茧房里的东西。但实验证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根本没有之前想得那么大。
既然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这个概念还这么火呢？传播学也研究过，学者认为，过分夸大算法的负面效应，是因为技术再次成为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就拿美国来说，最近几年，人们总认为互联网加速了社会观念分裂。但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年代的美国，是否支持私人持枪、是否支持女性堕胎，这些问题都很容易造成社会分裂。人们总要给分裂找个原因，互联网技术就恰好撞到了枪口上。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担心电视会让人丧失同情心；19世纪末，人们担心汽车会让青少年和家人产生隔阂；更夸张的是，19世纪初，自行车刚发明，英国教会甚至高呼：不能让年轻人骑自行车，自行车会让他们失去信仰。这些结论听起来很可笑对吧，其实，缺乏同情心、亲子关系隔阂、青年人丧失宗教信仰，都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新技术恰好成了逃避深层问题的借口。今天，认为算法会把我们困在信息茧房里，不也是把社会问题简化成了技术问题吗？
当然，如果听到这儿，你还有陷入茧房的担心，董老师会告诉你，稍稍改变使用媒介的习惯就可以避免。他给你提供了三点建议。第一，建立多元的社交圈，一个人的好友越多、加入的小组越多，就能离信息茧房越远。第二，使用多种媒体作为你的信息源，不要只选择一种。第三，保持观点的开放性，既要接收符合自己认知的信息，也要接触对立面的信息。
避免信息茧房，关键不在于算法，而在于我们的做法。
说完“信息之困”，我们接着来看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困境，“手机之困”。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少人觉得，自己过度使用手机，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比如手边没有手机就特别焦虑，手机电量只剩3%就坐立不安。再比如，有事没事都会不停拿起手机翻看，哪怕根本没有信息。
总之，这种现象让人非常不安，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一股远离手机的浪潮，比如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用一小时手机，或者三天不碰手机等等。他们管这个叫手机排毒，跟戒烟差不多。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紧张起来了，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手机成瘾，需要手机排毒一下？
且慢，董老师提醒，你需要跳出来，理性地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它没有那么简单。手机成瘾本身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谨的定义很难，传播学界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分两句话：首先，你会持续性地依赖手机。接下来，你因为依赖手机而受到了伤害。这两句话仔细推敲起来，挺有问题的。
第一，“依赖”不好衡量。智能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一天用四五个小时手机，可以叫依赖，一种新媒介突然占用了你三分之一的时间，相当可怕。但到了今天，四五个小时，是我们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间，客观上，我们的生活、工作就是离不开手机，不能抛开实际需要，光从使用时间来谈论成瘾。
第二，伤害也不好衡量。手机成瘾给我们带来了伤害吗？有人说，它让我们拖延、紧张、注意力不集中。不过，学术研究发现，手机导致的心理问题，远远达不到病理性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至今也没有研究可以解释清楚，是不是越依赖手机，伤害就越大。
与其抓着“手机成瘾”这个概念不放，不如转换思路，思考另一个概念：数字幸福感。意思是，你不用关注自己每天碰了多少次手机，刷了多长时间，而是要关注，你是否可以通过使用手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董老师总结了两条可以参考的原则。
第一条原则，手机App应该为你的生活目标服务。比如微信、支付宝用来生活社交，得到App用来提升自我，游戏App用来获得快乐。确定目标之后，你可以给自己的App来一次断舍离，用“投入产出比”来决定他们的去留，比如那些浪费了你很多时间，但其实用处不大的App，以及那些不光费时间，还打扰你生活App，就可以丢掉。
第二条原则，要有目的地使用手机。比如短视频App，既可以拿来娱乐，也可以拿来学知识。你在打开它的时候，心里要清楚，我为什么打开，是奔着自我提升去的，还是奔着娱乐去的。有目的地“用”，代替无目的地“刷”，就可以免除很多苦恼。
总结一下，一个人每天用多长时间手机，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让它为我所用，更好地为我的生活目标服务。
好，以上就是我们从《董晨宇的传播学课》节选的部分内容，分享给你。我们用传播学的知识，穿透了三个常见的网络困境，一一破除了“互联网有害论”的迷思。当然，互联网这个媒介，让人与人的连接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用董晨宇老师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上开车，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驾照，所以经常危险不断。而传播学课，就可以成为你的互联网驾照，帮你顺利抵达你想去的地方。推荐你亲自去听这门课，拿下这份互联网世界的生存指南。
今天就聊到这儿，《得到头条》，明天见。
